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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儒术,儒家如何看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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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了李凌翔老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这门课程后，我对中国史前到明清的思想发展变化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学到汉代思想时，对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先来看看董仲舒的生平，《史记·儒林列传》中载:“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救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繆注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从这篇记载中可以看出，董仲舒一生并未担任重要显赫的官职，并且没有关于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记载。“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可以知道，司马迁曾问学于董仲舒，再加上司马迁在二十多岁后就跟随汉武帝多次出游，并曾参与“太阳历”的制定等，还曾以皇帝使者身份出使。以司马迁对董仲舒的熟悉程度以及其在朝廷中的职责与资历，不可能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开创儒家正统地位先河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记录。但事实上没有，司马迁与董仲舒作为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并且董仲舒先于司马迁而去，竟然没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记载，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是我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

《汉书·董仲舒传》载：“《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易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又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汉书》对这一段历史的记载较为详细，但也仅仅是说“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我个人认为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之间有和的意思，是并列的。有的学者也认为这一句表明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如果真如其所想，那么“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岂不重复，与古文力求言简意赅所冲突，这是我从句型上的理解。再来看看“六艺之科”，我认为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引申观点，就在于对古籍记载的关键词句的理解上。“六艺之科”是《六经》所涉及的科目，其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的流传到孔子时代的古典文献，主要就是《六经》，它们是中国学术源头的主要典籍。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思想都与《六经》有多多少少，这样那样的联系。综上所述，“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并不只是指儒家思想，当时距春秋战国时代未远，并且其他学说并未遭到像“焚书坑儒”式的打击，保存较为完好。加上汉初黄老之学盛行，皇亲贵族及朝中大臣许多信奉黄老之学，所以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显而易见的，此处所记载的：“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如果说“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指的都是儒家、儒术，那么这里的“邪辟之说”指的就是除儒家之外的“百家”，当然包括黄老之学，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被汉武帝尊为太皇太后的窦氏信奉黄老之学，难道大汉王朝的太皇太后以及众多皇亲贵戚朝臣所信奉的都是“邪辟之说”？在当时，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汉书·董仲舒传》所记载的这段史料并不能成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佐证。

无论是对古籍的分析，还是对思想的对比，都需要史实的佐证。武帝在位期间，“儒术”以外的其他学术比如神仙方术，术数等等，不仅照旧存在和发展着，而且比先秦发展的还快。另外，直到汉末，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农学、医学、纺织、建筑、冶炼、酿造、交通等等，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建树卓越的专家、学者。比如说在天文学方面，有众所周知的洛下闳、贾逵、张衡、刘洪。洛下闳改创赤道式仪器，定下了赤道式浑仪的基本结构，“转浑天于地中”，阐明“浑天说”，将“四分法”的《颛顼历》改造为《太初历》的“八十一分法”，与唐都、司马迁、鲜于妄人等共订《太初历》，将一年分四季，二十四节气，正月初一为始，腊月三十为终，从此使国人得享“只看日历不看天”、不误农时五谷丰登的便宜；刘洪则第一次从各方面提出精确的月球运动理论，解决了大量关于月球运动的难题，奠定了中国“月球运动”学说的基础，使历法进一步走向精密，被誉为“当世无偶”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在农学方面，有对耕作技术和农业管理作出贡献的农学家赵过（汉武帝时期，具体生卒年待考）和氾胜之（约晚于赵过60年，具体生卒年待考）。尤其是氾胜之（约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著《氾胜之书》十八篇，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它不仅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农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而且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以后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均以此为范本。在医学方面，有熔理、法、方、药于一炉，著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被誉为“医圣”的张仲景（公元150-219年）。《伤寒杂病论》集先秦以来医药理论和临床医术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在继承、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和体系，对于治则和方药的统筹，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上，均贡献突出。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急救方法，从而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算学方面，产生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在地理、水利、纺织、建筑、冶炼、酿造和交通学等等实学方面，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至于术数之类的学术文化，在天人感应和谶纬迷信的影响下，则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据《史记·日者列传》，当时的术数学界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和形法家（看相术士）等。足见汉代术数学范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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