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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神话ppt(专访巫鸿(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球概念)
美术,中国,艺术古希腊神话ppt(专访巫鸿(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全球概念)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编者按】:
随着作品、展览、著作的不断丰富,美术或者说艺术在今天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热情不是一种消费主义影响下不断膨胀的新中产趣味,古今中外的艺术都以某种方式勾连着当代人的情感、境遇和思考,为人们的生活、感受和创造力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素材和启示。
巫鸿是国际知名的美术史家、艺评家、策展人。现任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东亚艺术中心主任及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亚洲艺术委员会委员,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馆群(OCAT)学术委员会主席、OCAT深圳馆和北京OCAT研究中心名誉馆长,新近荣获2022年度美国高校艺术协会(CAA)艺术写作杰出终身成就奖。出版有多部影响广远的艺术研究著作,包括《武梁祠》(2006)、《走自己的路: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2008)、《重屏》(2010)、《废墟的故事》(2012)、《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2017)、《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2021)、《空间的敦煌》(2022)等。
在澎湃新闻此次对他的长篇访谈中,巫鸿讲述了近几十年来中外美术史研究范式的变迁、跨文化交流的方法与现状和“全球美术史”等学术潮流,对由他提出或较早使用进而产生重大影响的“纪念碑性”、“空间”、“媒材”、“原境”等概念进行了阐释和辨析,还谈到了他的治学经历、通识写作实践以及对当代中国艺术的看法和思考。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刊发,此为下篇。
澎湃新闻:您于1963年到1968年间受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1972年到1978年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978年到1980年再次受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前后两次入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您的经验、体知有哪些不同?从美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您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美术史学科的第一代学生,这一时期的美术史教育(从您的美术教育生涯说是1963年到1968年)有哪些今天已有所忽视的需珍视之处?
巫鸿:在我的学习中,1960年代和1970年代并不是连续的两个十年,它被“文革”切断。我在“文革”前夕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正好赶上安定年代的尾巴,我身在其中,美术史教育自然对我影响颇深。1972年后我被分配到故宫工作,在六七年的工作中也获益匪浅。但是受政治运动的冲击,那个时代的教育和工作都有非常不稳定的成分,原有的系统性教育难以赓续,在博物馆的工作也受到各式各样因素的影响。因此,那时所获取的知识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和非连贯性。好在通过后来更为系统的学习,那些分散的东西被再次吸取和融化,否则就永远只能是碎片式的。现在回头看我出国前的写作,实为孩童之作,尽管有所研究,但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没有什么系统。
但是如果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去思考,1960年代的中国美术史教育也有其好的方面。那时,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是全国唯一开办的美术史系,只有三个班,相当于一个实验点,还谈不上一个领域。但是这个美术史系的全球化程度已经非常高。教员中有不少是精通中国古典的,比如王逊先生,他是北大哲学出身,后来做美术史;金维诺先生,他的中国文字和历史功底都很深厚。此外还有在苏联学习过西方美术史的老师,还有做考古的老师。那时的美术史系还没有周全的系统,但思想比较开放。和中国古典文人的书画鉴定、鉴赏不同,它更加现代化。尽管西方美术史在课程中的分量不轻,却不带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当时很想做西方美术史,对古希腊、文艺复兴和现代文学都颇有兴趣。
以当时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和西方相比,当然它的历史没有那么长久,研究的根底也没那么深,但在全球性方面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也没有完全受西方中心论的控制。因此我想,在中国继续向着全球性的方向发展美术史,也许会更自然、更容易一些,它无需克服西方美术史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最近OCAT研究中心即将出版英国学者雅希·埃尔斯纳(Jas Elsner)的一本书,是由他的OCAT年度讲座为基础编写而成的。他在这本书中从全球视角反思中国美术史,其中有一段说得非常好。他说,西方艺术史的问题在于其语言和观念都是西方的,而中国的美术史研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它可以更自由地去想象全球美术史。现在反思中国的美术史领域的发展过程,回顾初期的美术史教育,可以看到其中蕴含着这样的可能性,即全球景观里的艺术史。
北京故宫
故宫时期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故宫本身的历史氛围和环境。我在那里住了七八年,每到夜晚,一片漆黑。我完全可以想象自己身处清朝、明朝甚至更久远的朝代里,体验到某种时空跨越之感。这一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写作有着深层次的影响。这影响未必体现为某种具体理论或方法。重要的是它让我感到,书写历史需要一种对历史的想象力,而不单单是推理证明。当然也不是说要像小说那样去写,而是历史文物总会包括想象的成分,总含有很多的谜语——这是谁做的?为什么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其中是否寄托了某种情感?这些问题未必都能得到解答,但是都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
澎湃新闻:您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张光直教授,而张教授正是更早一代中国学术的代表。从代际上来讲,您的学术受了哪些比较重要的影响?
巫鸿:我去哈佛的时候很想学习一下新东西,当时“人类学”这个概念十分吸引我,所以我先是在人类学系学习,而不是在美术史系。在哈佛的前两年,我对人类学理论及个案钻得比较深,仔细研读了张光直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受益匪浅。张先生的主要领域是青铜时代和史前考古。他在美国以聚落研究在内的史前考古研究而闻名。我在哈佛期间受人类学影响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一篇是对山东海岸线和史前文化空间分布的研究。当时俞伟超先生读了很喜欢,就拿回国发表了。这两篇文章集中反映了人类学对我的影响。张先生也有很广阔的一面,比如他写过一本讲中国食物的小书,写得很好。他也喜欢书法艺术。
我在人类学系学习到的概念和理论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观察角度。美国的考古学属于人类学,主要研究的因此也是人的行为。这种观念,尤其是那些和礼仪、仪式相关的人类行为研究,对我颇有影响。其二是context这个概念。人们一般把这个词译作“上下文”,这对于文学作品比较合适。而在物质文化和考古学中,为了突出“环境”和“三维”的特性,我把它译作“原境”。这一概念在人类学里用得相当多,在考虑人的行为时,会谈到人类的行为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这一点对我也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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