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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兴隆洼文化的作物栽培、动物驯化水平都处在起步阶段，同时要依赖狩猎采集，问题不在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多样性，而在于不同遗址间的区别。兴隆洼文化是否存在共同的生计形态？兴隆洼遗址发现鱼窖、骨鱼镖(57)，迁西东寨、西寨一期发现大量石网坠(58)，表明捕鱼在当时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而这些遗存并不见于白音长汗与查海遗址(59)，说明兴隆洼文化生计形态并不是一个单一模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多元的生计方式。

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还没有正式的农业，磨盘、磨棒用来加工坚果，石铲也不过是破表土用，不能深耕，而此时的环境为森林地带，不适合从事农业，他还引用北美民族学材料支持兴隆洼文化居民是定居狩猎采集者的看法(60)。作为以黍作为主的旱地农业，它开始于坡地耕作，因为早全新世时期，尽管温度降水都有所提高，但是坡地本身涵养水源能力有限，并不是森林地带，而是草地，森林分布于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区，因此耕作坡地并不需要深耕的工具。而到更晚的文化阶段，人类将耕地扩展到了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森林区域，就需要更大的砍伐和深耕工具了。这种耕作方式的改变在一个角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化遗址从早到晚不断向河谷中下降，还有一个角度是河流的下切(61)。实际上，新石器文化序列持续的长度在地质年代背景下是相对短暂的，河流下切对于文化的影响有限，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前者，人类有能力与动力去利用更难利用的河谷地带了。

判断生计形态的手段除直接的动植物证据之外，就是工具组合及一些相关证据，如人骨的碳十三分析、田地、装饰主题等(62)。已有研究对石器工具做了划分，并试图从中判断当时的经济形态(63)。但是工具组合的功能划分必须整体考虑，不能只考虑石器工具。另外，石器时代的工具不少是多功能的，特别是随身工具，如骨梗石刃刀，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器物的主要功能。以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兴隆洼文化）为例，我们可以把其工具分为挖掘工具（包括铲、可能为挖掘棒的加重石的石穿孔器、锄形器），砍斫工具（包括斧、锛、凿，主要用于加工木料），加工植物的工具（如研磨器、杵、磨盘、磨棒、小石棒、臼、饼形器、敲砸器），狩猎与捕鱼工具（如弹丸、网坠、石球），收割工具（如刀、斧形器），细石器。细石器都是多用途的工具，因此把它们单列出来。从白音长汗石器工具组成图来看（图二），挖掘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再如查海遗址中，锄形器数量多且残破，完全的狩猎采集经济是不需要这些工具组合的。人们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来生产磨制的挖掘工具，因为他们用很简单的挖掘棒就能很快采集尽遗址周围的食物资源。如果离遗址的距离增大，携带这些大型石制工具是非常不经济的，所以这些工具应属作物栽培者所有。

兴隆洼文化采用多元的生计方式，虽然如白音长汗遗址发现的狩猎工具较少，但这不等于说这里狩猎所占比重不高。狩猎工具一般都在遗址之外使用，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遗址中发现的细石叶不多，但在遗址附近的河流阶地上广泛分布。在兴隆洼遗址的墓葬中，发现随葬细石叶数百片，也说明细石叶之所以在遗址中发现较少，是因为它们大多没有在遗址中使用，甚至是制作。所以以狩猎工具发现得少证明狩猎在当时生计中不重要是不合适的，还必须结合遗址周边的调查材料和墓葬材料一起来看。

图二　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石器工具种类构成图

兴隆洼文化的遗址废弃方式有一定共性，那就是聚落形态完整，遗存丰富，保存相对完好的聚落有兴隆洼、白音长汗、查海、南台子(64)、兴隆沟(65)等。其中原因值得关注。兴隆洼文化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可继续使用的器物，尤其是较大型的工具如石铲、磨盘等。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房屋居住面上器物不少保留在原位，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如细泥抹光居住面上较干净。这种废弃方式说明人们是有计划地废弃这个遗址的，还考虑到将来的某个时候返回，所以保留一些有用的器物，没有破坏遗物的基本分布。兴隆洼文化遗址的这种废弃特征同时也表明当时人们的定居能力还不够强，他们在遗址中居住，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比如一年中某个季节集体出外采集与狩猎，保留的细石叶技术也支持这个判断。白音长汗遗址保存有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的房址，比较其灶址红烧土的厚度，红山文化的红烧土要厚得多(66)，很显然，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利用这个遗址的时间要更长。

兴隆洼文化严整的聚落结构一直令人费解，和中原地区同时期文化聚落迥异，这是因为什么？作为生态交错带，进入全新世，这个地区已是全新的生态空间。土地空阔，缺少的只是足够的劳力。相反因为海平面的上升，中原地区河流侵蚀面提高，淹没和成为沼泽的区域增加，耕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这种迥异的资源状况反映在聚落形态上就是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对于人力资源的强调。聚落的严整布局、夸张的单体建筑规模（一般的单体建筑面积都有30-40平方米，大型的建筑超过百平方米，远超同时期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建筑规模），这些特征体现了群体对于人口规模的敏感。欧洲新石器时代也有类似的现象(67)。聚落形态本身不仅具有功能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象征的意义。严整结构表现的是人们对于社会归属的注重，夸张的空间显示人们的追求，在这个阶段我们将之理解为不同社会单位中人口规模的竞争。

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生计上的流动性还比较强，其中男性的流动性可能更强，他们需要在某些季节外出狩猎，而女性负责其他的活动，如制陶、家务等。一般说来，如果女性主持这些事务，可以通过陶器的装饰、家居的布置、装饰品的数量与种类得到表现，因为女性更偏爱装饰。兴隆洼文化的陶器装饰风格浓郁，纹饰往往布满整个陶器；在室内空间上，石砌的灶膛周围用细泥涂抹生活面，和同一时期的文化相比，室内空间显得精致得多；装饰品分为石、玉、骨、蚌四类，尤以玉器最具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强调人口规模的社会而言，必然会强调繁衍后代，女性的地位必然也会提高。与此同时，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刺激食物生产的发展，因为需求和供给（劳力的增加）得到了同步的扩大。

兴隆洼文化的多元生计形态不仅反映在工具组合、动植物遗存、聚落形态，而且还反映在装饰结构上。如果我们假定史前时代所有的装饰符号都有一定意义的话，那么不同种类的符号就有不同的所指。我们可以暂且不考虑符号的内容，而只考虑其结构。社会结构在不同层面上往往是相似的，从生计、聚落到社会结构，再到礼仪乃至意识形态，可以称之为社会存在的分形结构。兴隆洼文化陶器的装饰结构一般分三段。以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为例，一段一般为凹弦纹，二、三段有较多变化，二段尤其复杂，表示纹饰的结合，体现意义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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