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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显然，在旧石器晚期后段，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生态交错带的特色，它和整个华北地区一样使用细石叶工艺，频率和技术上的差别也不明显。应该指出，末次盛冰期前后，生态交错带的位置并不在燕山—长城一线。按周廷儒等对虎头梁融冻褶皱、冰楔的研究，华北末次盛冰期，当地降温幅度10-11℃，比欧美同纬度地区大(33)。吴海斌等研究认为，北方末次盛冰期时沙漠向南扩展至北纬36度，向东达到东经125度地区(34)。把这些研究结果和现在气候相对比，可以推断出生态交错带的范围大概在秦岭—淮河一线，现在这个地区年均气温15℃，而燕山—长城地区北部边界年平均气温大约5℃，与周廷儒等的推断大体吻合。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秦岭—淮河一线同时也是细石叶工艺在我国东部地区分布的南界，同时还是末次冰期时披毛犀—猛犸象动物群的分布南界，也正是这个生态交错带的南移，因此推断细石叶工艺起源于华北腹地(35)。简而言之，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末次盛冰期结束之前，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交错带。

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气温回升，在距今9000年前后，气温已和现在差不多(36)，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的生态交错带逐步形成。这个升温过程对史前人类生态环境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这个过程中还包括像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这种迅速的气候波动(37)、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38)、植物的替代(39)、动物的绝灭(40)、季节性的增强(41)等。与此同时，人类在旧石器晚期后段已经扩展到美洲，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都已为人类占领，人类无法再以人口扩散来降低人口的压力。再者，由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有一定的限度，即人类在没有畜力帮助的情况下，每天步行的范围是有限的，人类需要新的适应策略来应对生存的压力。文化系统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一致的，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这样的生态交错带受到的压力最为明显，人类的适应策略也比较清楚。

北京地区东胡林和转年遗址的发现印证了人类适应方式的转变，这就是人类开始强化利用一些资源。当然，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强化并不是晚更新世末独有的现象，旧石器时代晚期西亚就出现对小动物的强化利用(42)，全新世中北美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每当遇到资源危机就开始强化对橡实的利用(43)，利用橡实需要大量的时间淘洗其中的有毒成分，和利用小动物一样，人类付出的劳动与收益之比下降了。基于每个地区的文化与环境状况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不一样。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资源的强化利用度过暂时的资源危机，而西亚最后不得不转向食物生产。转年和东胡林遗址出土陶石容器，就是资源强化利用的标志，它们很可能用于加工比较费时的植物，比如有毒的果实、小粒的种子等，东胡林遗址的磨盘与磨棒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东胡林的陶器、磨制石器、墓葬以及遗址中多种类物品的出土(44)，都是流动性降低的标志。陶器非常不适合流动的生活，磨制石器是一种冗余设计，除非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较长，否则投入大量劳动去把石器磨光是不划算的(45)。遗址中物品丰富多样表明人类居留的时间长，人类在一个地方居留时间愈长，从事活动的种类必然愈多遗存的种类也比较多样(46)。流动性降低意味着利用资源的空间范围减小，所以要强化利用某些资源。当然，史前人类的应对策略是灵活的，东胡林和转年细石叶工艺的存在表明，这里可能存在性别的分工，男性出外狩猎，如同务农的瓦皮顿(Wahpeton)印第安男人每年春秋两季仍要外出狩猎(47)。如果东胡林、转年遗址那个时代的男性也是如此的话，他们就仍然需要一套适合流动的工具组合。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当然不是惟一发现强化利用资源证据的地区，往西的泥河湾盆地的于家沟、马鞍山等遗址发现了陶器、灶址等(48)，可以认为处在生态交错带的范围之内。强化利用是食物生产起源的第一步，但还不能说必然导致食物生产的起源，相关的条件如合适的物种、初始的文化条件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我曾有专文讨论(49)。

（三）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

食物生产指人类在利用自然食物之外通过人工干涉的手段如照料、种植、驯养而获得食物，包括最初阶段的照顾野生作物、园圃农业、简单的烧荒点种等，有时候跟狩猎采集难以严格区分，或者说是农业萌芽阶段的形态。相比而言，农业是指通过耕作、种植、灌溉、收割等一整套方法生产所需资源的生计方式。为避免混淆，本文以食物生产指代早期农业形式。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进入全新世之后，末次盛冰期时不适合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干草原为森林草原交错带所替代，东部的沙地在全新世最适宜期完全消失(50)。环境的改善为史前人类提供了新的生态空间，这片曾经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可以为人类利用了。更有意义的是，在采用了食物生产这个适应策略之后，人类开始按自身的需要建立生态系统，有了新的生态位。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转换开始于燕山以南地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转年、东胡林与泥河湾盆地诸地点，但是随着新的生态空间的扩展以及食物生产生计的形成，燕山以北地区似乎成了中心区域。兴隆洼文化的主体也是在燕北地区，燕山以南为东寨类型，稍晚的上宅文化还属于燕北系统。从晚更新世之末的燕山南北一体化到全新世南北分化，早于兴隆洼文化崛起的镇江营一期属于另一个系统(51)，它与磁山文化、北福地甲类遗存、后岗文化构成一个系统。当然从转年、东胡林等遗址到兴隆洼文化其间还有近两千年的空白，这中间有诸如镇江营一期、小河西文化等年代还不是很确凿的文化发展阶段。

按任式楠的总结，与华北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兴隆洼文化的聚落特色最为明显，建筑规模最大且最精良，灶火的意义突出；陶器纹饰最多；只有夹砂陶，陶器的种类不丰富；石器相对粗简，还保留有细石叶工艺，而其他地区不见；缺少专有墓地，用玉制度已经形成，影响深远(52)。单纯从生计形式来看，目前已经发现兴隆洼文化的栽培植物遗存，在兴隆沟第一地点采集的1000份土样中发现植物种子10000余粒，绝大部分属于个体较小的草本植物种子，其中炭化黍的籽粒1500粒，炭化粟的籽粒不足100粒(53)。黍较之粟更耐干旱和寒冷的环境(54)，黍的栽培始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必须看到植物种子中栽培植物不过五分之一左右，也说明此时的采集经济仍然相当重要。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中以鹿类和猪（包括野猪和家猪）最为常见，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人类狩猎对象主要是马鹿、斑鹿和狍，猪的标本占第四位，从猪的第三臼齿的长度测量值来看，处在野猪与家猪之间，研究者将之归为野猪(55)。但是这也说明人类已经开始驯化猪了，从兴隆洼遗址M118随葬一雄一雌完整猪骨架来看(56)，猪更可能是家养的。从野猪到家猪形态的演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里必须将人工的干涉看作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无法了解驯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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