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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据图四可明,古气候的变化总是在波动之中,即使是在气候稳定的全新世大暖期中也有两个气候波动的时期(114),温度并不稳定,降水变化幅度更大(115)。而从现在这个地区气候来看,连续旱年不断发生,二三年连旱常有发生,甚至出现五年之久的干旱,这种短周期气候事件不易反映在气候记录上,但却是生态交错带的气候特征。在全新世早中期,降水波动比现在还大,湿润期增加30-40%,干燥期减少35-40%(现在的年降水变率是20-50%)(116),必然会对史前农耕造成巨大影响。新石器时代基本的应对策略是混合生计方式农耕与狩猎采集的交错,在农耕与狩猎采集中波动,农耕与狩猎采集在生计中的比重交替上升,同时根据各地的实际资源状况应变。比如北部更接近草原的地带狩猎的因素更多,水热条件更好的河谷地带农耕的因素更多,而靠近水域的地带更多利用水资源。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畜牧生计起源,交替方式变成了农耕与畜牧。更晚时期,分化出游牧经济,充分利用草原环境。
图四 气候变迁与考古学文化所含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图五 华北地区与辽西地区农业生态模型对比图
造成以上变迁的决定因素并不是气候波动,而是农耕的生态瓶颈。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断利用河谷,而河谷是水热条件最好的地方,主要的植被是森林;森林砍伐之后,在这个地带种植作物。随着河谷利用殆尽,耕地缺乏。和华北农耕生态模式相比(图五),盆地、山麓利用完毕之后,可以逐渐扩展到平原地区。而西辽河平原远不像华北平原,它是沙地,全新世期间仅仅发育了四次古土壤,代表半干旱、半湿润气候,植被为蒿类草原或稀树(榆树)蒿类草原(117)。在这个地区从事农耕的风险无疑是巨大的。相反,这一地区的草原资源非常丰富,可利用空间广阔,随着马牛羊的驯化,畜牧与游牧经济的产生,人们正好可以开发利用这个资源。这些变化既体现了文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也体现了文化自身复杂性的增长。
四 结语
生态交错带资源丰富多样,对环境变化敏感且不稳定。根据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理论,可以预测这一地带狩猎采集者会通过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来应对资源的不稳定性,而且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而言,其频率和程度都会大些。而于生态交错带中的食物生产者而言,他们将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他们还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更多利用社会资源,也就是发展专业化的生计方式、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劫掠增加收益,应对资源不稳定的风险。在对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考古材料整理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旧石器晚期古人选择的最重要的适应策略是提高流动性。随着末次冰期结束,全新世开始,食物生产经济与更温暖湿润的环境为古人开创了全新的生态空间,兴隆洼文化繁荣发展起来。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最主要的适应策略是依赖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特别是还保留着较大的狩猎采集经济成分,以充分利用生态交错带丰富多样的资源,应对其资源的不稳定性。而到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随着马的驯化,畜牧经济起源,随后又进一步成为游牧经济。与此同时,在作物栽培,尤其是大豆与家畜饲养的基础上,北方旱作农业系统建立起来,并与游牧群体构成共生关系。这一地区的环境变化无疑不断地影响人们的生计选择,而最后真正的决定因素还是这个地区发展农耕的生态瓶颈,它促使人们转而选择利用更加丰富的草原资源,形成新的生计形式。
注 释:
①辽西丘陵拥有中国最宽阔的黄土阶地与坡地分布带。由于黄土的垂直分布的特性,难以涵养水源,所以良好的植被如森林往往见于黄土较薄的黄土阶地和坡地区域。所以,单纯以水源与土壤而言,辽西丘陵地区无疑是适合农业的,当然农业还需要足够的热量条件。参见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第二版,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年。
②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文物》1986年8期。
③G. Shelach, The earliest Neolithic cultures of Northeast China: recent discoveries an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beginning of agricultur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14:363-413,2000;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靳桂云:《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中全新世气候环境的演化及影响》,《考古学报》2004年4期。
④陈胜前:《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人类的适应变迁与辐射》,《第四纪研究》2006年4期。
⑤刘晋祥、董新林:《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史前聚落形态的初步研究》,《文物》1997年8期;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⑥大贯静夫:《环渤海地区初期杂谷农耕文化的发展——以根据动物群观察生业的变迁为中心》,《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
⑦朱延平:《小山尊形器“鸟兽图”试析》,《考古》1990年4期。
⑧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10期。
⑨F.B. King, R. W. Graham, Effects of ecological and paleoecological patterns on subsistence and pal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s, American Antiquity, 46:128 142,1981.
⑩M.Q. Sutton, E. N. Anderso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logy, Altamira Press,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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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M.D. Sahlins,On the sociology of primitive exchange,In The Relevance of Models for Social Anthropology,edited by M. Banton, 139-236. Association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Monograph 1, London,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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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陈胜前:《细石叶工艺的起源——一个生态与理论的视角》,《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
(17)L.R.Binford, In Pursuit of the Past: Decoding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83.陈胜前译:《追寻人类的过去:解译考古材料》,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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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 G. Trigger, 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s of Prehistor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陈胜前:《考古学的文化观》,《考古》2009年10期。
(20)A. Gilman, Explaining the Upper Paleolithic Revolution,In Marxist Perspective in Archaeology, edited by M. Spriggs,pp. 1-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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