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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目 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四　结语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是考古学研究上有特殊意义的地区。其地处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海河流域北部、滦河下游为其南区域，滦河上游、大小凌河、辽河上游地区为其北区域。我国400毫米降水分界线即位于此，也是北方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就地貌来说，这个区域主要由黄土丘陵、黄土阶地和坡地组成，适合早期农业的发展①。历史上这个区域是农牧业分界区，农牧业交错带，也是民族交汇融合的地带、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主要战场。而追溯史前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这里又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考古学文化上的辽西②。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一个生态交错带上，也就是温带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生态交错带不仅对动植物具有特定的影响，同样，对于以依赖动植物为生的史前人类也有特殊的意义。但这个生态交错带在时间进程中是波动的，它的变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是近来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内容③。在这个意义上，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以称为一个文化生态区。远者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组合的地域化特征明显加强，如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少可以区分出四种适应类型④；近者限定到先秦时期，此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区开始形成（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最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

目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比较清楚，考古材料的积累也相当丰富。在文化谱系的研究之外，聚落形态⑤、经济形态⑥、精神意识层面的研究方兴未艾⑦。但是，考古学材料通常是零碎甚至扭曲的。因此，考古学家在判断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能依据单方面的材料，必须进行多途径的推理，把各方面的证据汇合起来建立可靠的判断⑧。本文之所以选择“适应方式”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正是鉴于单方面考古材料的欠缺与偏颇，它有助于我们统合各方面的材料与证据，通过多途径推理说明古代人类的生活状况。生态交错带作为一个独特的环境条件与史前人类适应方式关系紧密，生态交错带的变化与人类适应方式的变迁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地罗列环境气候变化与考古学文化序列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足以得到说明，而且常常给人一种错觉：环境变迁决定了人类适应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史前人类的适应方式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气候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适应策略，甚至在同一文化生态区内也是复杂和多样的。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些现象，还要解释这些现象。

一　生态交错带适应的一般模式

生态交错带(ecotone)，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生态带（一个生态带就是气温、降雨量、生物学特征相似的区域）的交汇地带。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包括河流的入海口（淡水与海水交汇的地方）、海岸带（陆地与海洋交接的地方）、森林与草原交错的地带。生态交错带的一般特点是兼有两个生态带的生物类型，它们混合分布，因此物种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当然，不是所有的生态交错带都意味着多样性的增加，比如从温带落叶林向针叶林逐渐过渡并不见得有更高的多样性⑨。但即便如此，对于有机体而言，生活在生态交错带中，也意味着它们可以很方便地向不同的生态带迁徙。生态交错带的概念不仅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在文化生态学中，两个文化带的交接地带也是一种文化上的“生态交错带”，通常是观念与物品交汇的区域，往往更有文化创造性⑩。燕山—长城南北地区正好处在温带森林与草原交错分布的地区，是典型的生态交错带。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它处在中原粟作为主的农业文化与东北以渔猎为主的狩猎采集文化这两大文化系统之间，因此也是一个文化上的“交错带”。

生态交错带的优点是资源多样，它的机会成本则是资源的不稳定性强。生态交错带对于气候变化最为敏感，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不仅仅是有机的，如动植物组成的变化，而且还包括无机的部分，如土壤的改变。与此同时，变化还体现在空间与时间的波动上，比如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随着草原植被为温带森林替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交错带的边界向北迁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生态交错带中，这种变化相对于非生态交错带地区而言是非常频繁的，这尤其表现在短周期的气候事件上。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年降水变率在20%左右，连续旱年不断发生(11)，因此资源的稳定性，或者说可预测性比较低，这无疑会影响人类的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交错带的资源不稳定性对于采用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来说影响是不同的，人类可以采用的适应策略也不尽相同。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应对食物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基本策略包括提高流动性、增加储备、扩大食谱（比如利用水生资源）、增加群体之间的交换（或者说依赖盟友）(12)，还有强化利用某些资源(13)。当然，这些策略并不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主要的适应策略可以有所区别。再者，在策略的选择上还有难易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狩猎采集者首先会考虑提高流动性，最后才会考虑强化。提高流动性最简单，即狩猎采集者扩大资源搜寻的范围，其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扩展，但极限是人类步行一天的范围是有限的。增加储备意味投入更多的劳动，而且只能在某个季节进行，尤其是在温带地区(14)。利用水生资源对技术的复杂程度有更高的要求，如捕鱼的工具（渔舟、渔叉、渔网等）。依赖盟友则要付出地位降低的代价，也需要以社会复杂性提高为基础。最后，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比如利用一些有毒的植物，需要花大量的劳动去除其中的毒素；或者利用小种子植物果实意味繁重采集与加工工作。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策略之间还有互相矛盾的一面，比如说强化利用一地的资源，就意味着流动性必然减小。因此可以预测，在生态交错带中应该可以看到这些策略的运用，其频率和程度都应该大于非生态交错带中的史前人群。

而对于从事食物生产的人群而言，可以预见的风险减少策略首先应该是生计方式的多元化，这样可以避免把所有的劳动投资集中在单一的生计方式上。比如农业，一旦农业失败，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对于食物生产经济而言，由于产量与消费都是一定的，增加储备是不可能的，除非扩大生产规模，这反过来要求增加劳力；食物生产要求生产者关注生产对象，如农作物或是牲畜，提高流动性并不会增加食物来源，相反会影响食物生产；由于食物生产本身就是在强化利用某些资源，所以和狩猎采集者相比，食物生产者的应对资源风险的策略就只剩下生计方式的多元化（也就是扩大食谱的延续）和扩大资源的社会来源（即依赖盟友的延续）。扩大资源社会来源的策略有两个：一是交换，通过专业化的生产提供对方不能生产的产品，就像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后，有些依然保持狩猎采集的群体发展成为专业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用猎物、皮毛或是蜂蜜等去和农业群体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同样，某些食物生产者可以发展成为畜牧群体，向农业群体提供牲畜，他们与农业群体建立起一种共生的关系。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劫掠，尤其在社会组织复杂化之后，组织劫掠成为可能，劫掠的收益是非常明显且诱人的；劫掠者除了可能获得需要的生活资源，还可能获得宝贵的劳力，而且无需付出前期的抚养成本，可以直接投入到扩大生产规模中去。当然，劫掠并非没有成本，但是就社会上层而言，收益要远大于成本。因此，我们预测生态交错带食物生产者在依赖多元化的生计方式的同时，会寻求扩大生产规模。与此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们的生计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与稳定的农业群体形成共生关系，或者通过战争劫掠增加收益，从而避免资源不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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