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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一般来说，社会变化有复杂化的趋势。劳动专业分工、社会分层、组织水平更高的社会在应对适应风险方面能够更加有效，不仅仅因为其劳动效率更高，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内资源再分配来减少风险。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没有成本，社会分层加剧也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增加战争的机会。而且一个社会往往不断通过政治、经济制度来规范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道德观念、礼仪、意识形态来强化它。因此，减少适应的风险也促进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考古学研究需要寻找相关的考古证据来证明这些策略的存在与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一开始对出土器物的关注，逐渐发展到对聚落形态、动植物遗存的关注，进而对器物的装饰主题发生兴趣；在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的同时，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侧重于史前经济形态的研究，具体说来是重视器物中的工具组合，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尤其如此。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检视以往的材料，总会遇到材料的某种缺乏。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现在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获得直接的信息，获得间接的信息还是可能的。比如判断流动性，当一个文化流动性强时，则器物可见大范围的一致性(15)；还可以根据器物的重量、结构等特征是否适合流动性生活加以判断(16)。考古学家的工作本来就是解译考古材料(17)，所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找必要的信息本身就是考古学家必须做的工作。

二　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转换

现在中国北方温带森林与草原的生态交错带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走向的生态过渡带，它和季风深入内陆的边界密切相关，因为季风能够带来降水。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位于这个生态交错带的东部，其中部为内蒙古中南部一带，西部在鄂尔多斯到陇东一线。相比较而言，东部生态交错带较宽，可达数百公里，东西走向，南北波动，其南界波动较小，北界波动较大，愈靠近东部愈稳定(18)。

图一　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

这个区域内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已比较清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先秦时期的文化框架已基本构建起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图一）。当然必须承认，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是考古学家为研究的目的而定义的，它的依据是考古遗存组合的时空分布特征，至于是否有族属的意义，目前还不能肯定。比如某一先秦时期的族属很可能不只有一种生计方式，有些人群可能操持农业，有的人群可能以渔猎为主，因此简单地在考古学文化与生计方式之间划等号是有问题的。考古学文化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它包含了古代人类留下的所有遗存，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有关适应方式的材料。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的研究单位，它是考古学家对史前人群的划分，这是一种综合的划分，和我们现代通过族属、语言、血缘、经济形态等等进行的划分不能对等。这个概念与人群的对应只是相对于定居或相对定居的小型社会而言(19)，超越了这个范围就难以成立，而我们研究的燕山南北地区的史前文化正好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有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适应辐射

在旧石器晚期前段，整个中国北方的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除石器技术的进步之外，还出现装饰品、骨角工具、长距离交换来的物品等等，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交往范围随之收缩(20)，地区性的文化开始形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至少四种适应模式：即水洞沟模式、峙峪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及小孤山模式。和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相关的是后两种模式，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是对温带森林环境的适应，其石器组合比峙峪组合还要多样，更不规整，它主要是一种以植物采集为主的狩猎采集生计形态。相比而言，小孤山模式的工具组合出现渔叉，体现出一种对滨水环境的适应，这样的适应模式往往有更好的稳定性，即在一个区域可以居留更长的时间(21)。从四种模式的分布来看，随着环境趋向湿润，生计内容由以动物狩猎为主逐步过渡到多元的狩猎采集（峙峪模式更强调狩猎，山顶洞—东方广场—小南海模式更强调采集），再到利用水生资源的狩猎采集(22)。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处在两种适应模式的交接地带，目前这个地区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燕山南麓，以山顶洞和东方广场遗址为代表，其中东方广场的材料保存较好，文化遗物可以拼合，地层中还保存有树叶；工作比较充分，四分之三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有的标本过于细小未进行测量）。遗址的上文化层发现两处、下文化层发现四处用火遗迹，在其周围发现密集的石制品与动物遗存。出土的脊椎动物化石包括原始牛、斑鹿、蒙古草兔、安氏鸵鸟、雉和鱼，既有林缘动物，也有草原、荒漠和水生动物，反映了多样的资源条件。石器组合中工具所占比例为4%（共计46件），其他为石片和碎屑，是一种石片为主的工业类型；另有411件碎骨被鉴定为骨制品，其中64件被定为工具(23)。从器物类型的分化来看，还不是很明显，除圆头刮削器（或称端刮器）之外，没有旧石器晚期后段功能稳定且明显的器类，如细石核、细石叶、琢背小刀、精致修理的尖状器、石镞、锛状器等等。也不像水洞沟模式那样发展标准化的长石片，体现一种更高流动性的生计方式(24)。它和峙峪模式最为相似，但缺乏相对数量丰富且对象突出（主要以野马、野驴为主，以牙齿统计最少代表208个个体，野驴的乳齿还有400余枚）的动物遗存(25)。同样这里也没有看到如小孤山那样专业的渔猎工具，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人类适应是一种以采集为主的多元狩猎采集经济。

燕山以北区域发现的旧石器晚期前段的遗址包括承德四方洞（碳十四测年距今27880±510年）(26)和喀左的鸽子洞(27)，目前年代尚存争议，材料较少，工作年代又较早，此不赘述。

（二）旧石器晚期后段细石叶工艺的产生——强化的开端

旧石器晚期后段中国北方的石器技术特征是以细石叶工艺为主，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也不例外，主要的遗址有玉田孟家泉、昌黎淳泗涧、滦县的东灰山、凌源西八间房等。细石叶技术是一种减少生计风险的策略(28)，代表高度流动性的生计，它还可以说是流动性狩猎采集生计的巅峰，它的形成是为了适应末次盛冰期前后资源的变化。根据古环境的重建，它应起源于华北地区，因为末次盛冰期前后，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与文化背景最利于细石叶工艺的产生(29)。具体来说，旧石器晚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人类经历了一次适应方式的挑战。随着末次盛冰期的来临，从前人们适应的资源分布变得日渐稀疏，而对于新的资源人们还没有适应。在狩猎采集条件下，人们首选的策略就是提高流动性，扩大寻找食物的范围，因此他们需要一套轻便的、能够应对多种状况或者说不确定性的工具组合。细石叶工艺正好能够满足这个需求，其极轻便且标准化，可以镶嵌于骨角用作矛、刀、箭头等，而细石核本身还可作为多用途的工具，所以说细石叶工艺是一种适应高流动性的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淳泗涧(30)、东灰山(31)出土的细石核多仅指甲大小，石叶疤只有两三毫米宽，其生产的细石叶很难镶嵌用作边刃，可能用作渔叉、鱼钩等工具上的倒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此时人们扩大了食谱的范围，和小孤山的渔叉相比(32)，这种镶嵌了细石叶倒刺的工具可以刺杀更小的鱼。这种格外细小的细石核不仅发现在这一地带，苏北、鲁西南地区也有较多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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