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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文化的区域化现象明显，具体表现在石器组合和技术上，它们体现的可能是人类群体的互动圈，即人类在资源贫乏的时候可能求助的范围(68)，但是关于石器组合和人类群体的关系还存在巨大的争议(69)。到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范围相当明确，器物组合的意义不限于石器，扩充到陶器、墓葬、居址、装饰品等，它们可以代表明确的人类群体互动圈。人类的流动性强，其器物类型的一致程度也就比较高，而器物组合的共同性同时也和文化内部的互动、社会复杂性的提高密切相关。在兴隆洼文化阶段，一种全新且明确的文化区域产生了，它比旧石器晚期的文化区域清晰得多。这意味着此时的人们有确定的可以求助的对象，他们也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们作了明确的限定。

总结兴隆洼文化时期人类适应的基本特征，不难发现人们运用多样的策略，首先是多元的生计方式，人们部分地保持流动性，发展储备（如居址中的窖穴），扩大食谱（如捕鱼贝）；与此同时，此时的人们还强调人口，发展明确的文化区域，整体上体现出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过渡性质，运用风险分担策略。

（四）比较：食物生产影响下的狩猎采集

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到来之后，以食物生产、定居、陶器与磨制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的文化特征开始影响周围的狩猎采集者，因此在食物生产者的周边产生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就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而论，在兴隆洼文化之后，周边地区兴起了如沈阳新乐下层(70)、农安左家山一期(71)、密山新开流(72)，等文化。这些文化的主要特点是渔猎工具非常发达，如新开流还没有发现农耕工具，没有食物生产的证据，但已有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要素，如房屋、陶器、固定的墓地、磨制的石器骨器等。问题在于这些新要素为什么随着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的适应方式而产生？这些要素中哪些属于狩猎采集者同步的独立发展？那些又受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目前，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都已发现万年前的陶器(73)，和中国的华北地区基本同步。与之同时，这些地区的人们扩大食谱，发展渔猎生计，利用水生资源，形成一种能够支持一定定居的生计模式(74)。利用水生资源的北美西北海岸地区印第安人甚至发展出复杂的社会形态(75)。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看到的是同步发展的现象，即晚更新世结束到全新世开始这一段时间，环境变迁对狩猎采集者的影响是普遍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狩猎采集者都选择了食物生产。有些地区的狩猎采集者根据地区的资源条件，发展出一种能够比狩猎采集支持更高人口密度的生计方式，也就是渔猎。很显然，食物生产不是狩猎采集者的惟一选择，也不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生计策略。但是他们无疑又受到了食物生产者的影响，他们选择少量种植作物或饲养家畜，以作为生计的弥补；他们还可能向食物生产者学习了房屋建筑、工具磨制、陶器制作等技术，所以其文化面貌常常又与同时代或更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者的文化相似，例如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起源的筒形罐在东北地区非常流行，形成了文化传统(76)。

（五）混合生计模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自身发展

兴隆洼文化之后，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发展了数支新石器文化，包括富河、赵宝沟、上宅、红山与小河沿文化。这些文化采取了怎样的适应策略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大约距今4000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中全新世相对较温暖的气候结束(77)，虽然其间还经历了几个小的气候稳定期和波动期(78)。和兴隆洼文化相比，这个时期的文化适应还保留着多元的生计模式，主要表现在石器工具的组合上，除了适合砍伐、耕作的工具之外，都有适合于流动狩猎的细石叶工艺产品，这一点明显不同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动物遗存也支持这一点，从动物骨骼遗存较丰富的赵宝沟遗址F2和F9来看，可鉴定动物标本中猪与鹿类动物（马鹿、斑鹿和狍）最多，其中猪的第三臼齿测量值显示猪正在驯化之中(79)，人们肉食的主要部分还来自于狩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一个文化而言，并不存在单一的适应模式。赵宝沟文化迁西西寨遗址以大量的网坠表明其渔猎的发达，显然不同于其他遗址。同样，红山文化的一些遗址如大沁他拉(80)、二道梁(81)都出土丰富的细石叶工艺产品，不同于其他红山文化遗址。无论是否是季节性利用资源留下的遗存，都可以证明其生计组成是多元的。

对于多元生计模式而言，这个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其多元性，而是近乎专门化的狩猎经济出现。如富河文化，其工具组合中极发达的细石叶工艺与遗址中的丰富动物遗存表明存在一种专门化的狩猎生计。但富河文化包括聚落遗址如沟门(82)、金龟山(83)，有上百的房址，屋内或有窖穴，说明富河文化已有定居。虽然狩猎生计与定居的生活方式矛盾，但当狩猎者用猎物和农耕者交换所必需的物资时，这种适应策略又可以成立，其代价是狩猎者成为专业的狩猎者。在食物生产生计形成之后，一部分狩猎采集者选择了专门化的道路，他们和食物生产者构成一种共生关系(84)。小河沿文化迄今没有发现房屋居址，大量发现的是灰坑、墓地等，推测其居所类似于现在的蒙古包(85)，所以在地表上没有留下明显的居址。主要石器工具组成的对比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图三），比较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中五种功能石器，可以看出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质破土工具最少，它可能与人们迁徙频率提高及居住方式有关。那种易于拆迁的建筑也是迁徙频繁的直接反映。这间接反映了生计方式的转换，其对农耕的依赖要小于红山文化，而更多依赖于狩猎与家畜饲养。如果以农耕作为生计发展的主线，那么小河沿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计专门化。此外，这种高度流动的生计往往稳定性不如农耕者，他们需要与农耕者交换所需的物资，这也可以解释小河沿文化南迁的动力——保持与农耕者的接触，建立共生关系，例如阳原姜家梁小河沿文化墓地(86)。

图三　六个考古学文化典型遗址石器工具构成比较图
1.白音长汗二期乙类遗存　2.赵宝沟遗址　3.西水泉遗址　4.大南沟遗址　5.北票丰下遗址　6.夏家店遗址上层

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流动性一直在下降，人口密度提高。以白音长汗遗址为例，其包含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和小河沿文化遗存(87)，灶膛中红烧土的厚度显示红山文化居民居住的时间更长。以遗址的密度计算，综合几次野外调查的资料(88)，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到遗址密度的明显提高，即使考虑到红山文化更长的时间跨度，红山文化的遗址在一个时间段内仍然要比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为高，它反映此时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定居时间的延长与人口密度、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单位面积区域所能提供的资源增长，而自然资源的生长是相对恒定的，而且会随着人类利用强度的提高而下降，所以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扩大食物生产的产量。比较兴隆洼、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长度，白音长汗遗址二期乙类遗存，即典型的兴隆洼文化石铲出土19件，平均长度为175毫米；而三期甲类遗存，即赵宝沟文化的遗存，出土石耜27件，平均长度197毫米；第四期红山文化的石耜只有一件，长度295毫米。可见石耜长度提高的趋势，说明破土的深度加深。从石铲的形状而言，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石铲呈亚腰形，更便于绑柄，其刃部为锐角，利于提高破土的效率。从聚落的地理位置来看，和兴隆洼文化的遗址相比，赵宝沟与红山文化的遗址相对高度下降，所在阶地的位置也更低(89)，说明人们开始更多利用河谷森林地带，耕作面积的扩大自然可以反映食物生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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