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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文化,遗址,燕山燕山(陈胜前：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个时期的生计方式在分化共生的同时，社会群体内部也开始分化，这不仅体现于劳动分工的加强、劳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而且体现于社会阶层的形成——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等稳定社会阶层的划分。从红山文化大量的祭祀遗存（包括丰富的祭祀用陶器、随葬的玉器、祭祀建筑等）可以看到专业化的劳动分工已经出现(90)，广泛存在的祭祀活动则神圣化了社会阶层的区分，而以牛河梁(91)、东山嘴(92)，为中心的祭祀遗址群进一步反映聚落的分层化，聚落之间阶层分化增多，像牛河梁这样的聚落，成为区域的中心。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遗址多位于便于防御的地方，如有陡岩的河岸高地，同时还筑有城墙。如北票丰下遗址附近地区，普遍存在带石围墙的“石城子”(93)。显然，这个时期战争较之以前频繁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大多地层深厚，农耕工具齐全，丰下遗址出土成堆的谷物，经鉴定是黍和粟，动物遗存中猪骨多见，羊牛骨次之(94)，反映一种完全定居的食物生产生计。

（六）分化与共生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与石制农耕工具的数量与质量、聚落定居时间的长度都不如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反映了夏家店上层文化生计模式的转向，即不再以农耕为主，而是转向家畜的饲养。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马的引入。目前关于马的驯化研究还不明确，线粒体DNA的分析显示，马的起源范围非常广，可能是多地区起源(95)，也有认为起源于一两个地区多样化的野马群(96)。驯化的马在商代晚期出现于黄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家马使用已比较普遍。

马的驯化赋予人们从不曾拥有的流动能力，人们利用资源的范围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尤其如此。步行的活动范围大多在两小时步行圈内(97)，一旦人群的规模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承载力，就会导致饥荒，所以依赖步行的狩猎采集者很难形成大的社会群体（海岸地带不仅拥有季节规律不同于陆生资源的水生资源，且有舟楫之便，有条件聚集大量人口，形成如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那样的复杂社会）。而马提供了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负载能力，不仅可以狩猎采集更大范围的资源，而且利用马的速度也能狩猎更大型更危险的动物，并将猎物载运回中心营地。正因为如此，北美平原地区进行食物生产的印第安人拥有了马之后，反而放弃了食物生产，重新进行狩猎采集(98)。前文提到食物生产起源之后，狩猎采集者与食物生产者形成共生的关系，而当狩猎采集者采用了马之后，这种关系将更加巩固。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的驯化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此前草原因为单位面积的初级生产力（植物生长）比较低，所能支持的次级生产力（即动物生长）也比较低，和沙漠、高原、极地等并列为狩猎采集的边缘环境。这个地带的资源密度小，动物群的流动性非常大，人类依赖步行是很难维持生计的，这是为什么草原地区石器时代遗存较少的原因之一。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这也是草原地带青铜文化在马驯化后兴盛的主要原因。

从家畜饲养到畜牧再到游牧，体现人们对于驯化动物依赖程度的加深。畜牧和家畜饲养相比，意味着社会群体中分化出专门的劳力负责放牧，剩余的劳力进行农耕；而游牧和畜牧相比，则使人们彻底放弃了农耕。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都有家畜饲养，或农耕与畜牧并重，或以农耕为主，或以畜牧为主，即使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农畜之间也存在波动，如历史时期的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中期（距今4000-3800年）随葬羊下颌骨，早期随葬猪下颌骨，畜牧的出现早于夏家店上层的距今3200年(99)。与此同时，西北地区葫芦河流域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400-3900年）聚落分散化，畜牧业已开始出现(100)。

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已有发达的马具，甚至是骑马围猎的图像，但仍有大量适合农耕的工具，如林西大井(101)、夏家店(102)、蜘蛛山(103)、宁城南山根(104)，还有众多的窖穴和饲养其他家畜的证据，尤其是养猪，还不是游牧业(105)。而且夏家店上层石铲较少，可能木铲更多，这种石制工具从辽东半岛到朝鲜西部从龙山时期开始消失(106)，所以石铲少并不能视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农耕衰落的标志。游牧业的建立不仅依赖马的驯化，还包括牛羊的驯化，牛羊除提供肉食之外，还能提供大量的奶制品，尤其是牛；否则仅仅依赖肉食，游牧是不能满足生计需要的。再者，牛一般只吃嫩草，而羊则什么都吃，尤其是吃对牧草有害的软茎蔗草(107)，它们之间构成很好的共生关系。马与很早就驯化的狗则为大范围流动放牧提供了条件，相反养猪需要较定居的生活，与游牧生计相矛盾。此外，游牧并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游牧者通过交换从农耕者那里获得金属工具、纺织品、粮食等生活必需资料(108)，因此游牧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除交换之外，游牧者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还可以通过劫掠，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兵器的出现也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马的出现也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军队的机动性、冲击力大为提高。

红山文化之后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生计方式的分化不仅表现于农牧并重的经济与游牧业的产生，还表现于旱作农业系统的真正建立。这一地区以黍、粟为主，尤以黍为重，因为黍比粟更适应干旱与寒冷的环境。构成旱作农业系统的另一种农作物是大豆(Glycine max)，它不仅是蛋白质和脂肪的重要来源，而且栽培大豆与其他豆类都有养地的作用。先秦时期大豆与禾本科作物已轮作套种，用这种方法保养地力，以达到作物增产的目的(109)。正因为有大豆的栽培，北方传统的旱作农业系统得以完成。

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可能是大豆的最早驯化或栽培的地区之一(110)，这一地区至今拥有最多的野生与驯化大豆品种(111)，而且某些驯化品种还保留有原始的特征(112)。另外，文献记载齐桓公曾将北方山戎出产的“荏菽”（黄豆）引种到中原(113)。如果这些证据成立，我们也许可以说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在这个时期分化建立了三种生计系统：旱作农业、农牧并重（畜牧业）与游牧业，展现出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

三　环境格局的变化与适应变迁

我们看到，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适应着众多的形态，导致这些变迁的原因通常会归于气候环境的变化，因为史前人类应付环境的能力较弱，于是不得不选择改变。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失之简单。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环境的变化和文化发展的关系是两面的，可能促进文化进步，也可能抑制文化的发展，而且气候变化可以说是气候的循环或波动，类似的变化并没有让考古学文化每次都产生同样的反应，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是文化变化的初始条件与历史过程。此外，文化的反应方式是多样的，包括失败（人口灭绝、文化消失）、迁徙、适应方式的改变以及文化复杂性的自身发展——人类应付环境变化的能力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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