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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翻译有多难，谁译谁知道
关于翻译的原则有很多，最广为人知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为准确明晰，“达”为晓畅通达，“雅”则是行文要有雅致韵味。
首先，要做到“信”就已经很难。避免直接译错意思的乌龙事件，其实只是达到了翻译中“信”的基本要求。如何准确地把握异国文化复杂的语境，传达出其基于历史背景、传统风俗的特定内涵，才是真正考验译者功底的地方。
每一部世界名著，背后都站着无数头秃的翻译家。/《战争与和平》
译者陆大鹏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历史书的翻译者，他最怕的就是翻译人名和头衔。他在中学时读草婴先生译的《战争与和平》，发现里面几乎个个都是“公爵”；后来读英美人写的俄国历史书，又发现英文文献提到俄国时满地都是“Prince”，甚至一些穷光蛋也被称为“Prince”。
那这个被俄国头衔到底是什么？陆大鹏从俄语专家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大段解释：这个头衔在俄文里写作“Князь”，英文音译为“Knyaz”或“Knez”，源于日耳曼语，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长，后来成为斯拉夫封建制国家统治者的头衔。
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加强后，有的统治者将头衔改为“Velikii Knyaz”，中文译为“大公”，其下属的区域统治者则称“Knyaz”，译为“公爵”。在莫斯科公国与后来的俄罗斯帝国时代，沙皇偶尔会授予信任的人公爵头衔。
1801年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后，原先格鲁吉亚大大小小的贵族和许多鞑靼贵族也称“Knyaz”，这才使得这一头衔大大贬值，变得“满地都是”。绕了这么一大圈，还只是弄清楚一个头衔。要把翻译做精准背后的坑有多大，可见一斑。
然而，就翻译作品的整体追求而言，“信”也不过是第一层要求。翻译了《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世界名著的译界泰斗许渊冲先生就曾下定论：“翻真不足为奇，但做到美很难。”
一想到翻译，包法利夫人也头疼。/《包法利夫人》
对功底扎实的译者来说，相比于“真”，译文中流露出的“美”往往是更高的评价标准。作为文学史上的“大牛”，朱生豪和梁实秋都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前者是“以诗呈诗”，尽可能还原了莎剧口语化的特征，同时不失诗韵；后者则采用白话散文式的风格，以直译为主。
二者相较，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的傅光明先生曾直言，梁实秋的译文“时有草率”，其虽是散文妙手，但当莎剧需要体现“浓得化不开”的诗情诗韵时，他的译作就让人觉得短了一口“诗”气。
而这一口“诗”气，只有当你念出朱生豪译的那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方才喷涌而出，酣畅淋漓。
“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
可见，信达雅三者，做到哪一个都不容易。而要把谁放在第一位，则更是长久以来翻译界各派人士“神仙打架”的古老命题。
相比于“信”，追求“达”和“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信达雅的矛盾的背后，其实是关于原作与读者孰轻孰重的争论。
从西塞罗提出的“意译”与“直译”，到施莱尔马赫的“让作者接近读者”与“让读者接近作者”，再到赵景深的“顺译”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之争，都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难解之处。
施蛰存和傅雷曾就一句“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该如何翻译发生争论。秉持翻译精准观的施蛰存认为应原原本本转译，而重视“神似”的傅雷则认为要结合本土语境，译为“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甚至“鸦雀无声”。
到底哪种动物能被用来代表安静，至今也没有定论。这背后的两难正是在于，要让翻译保持原汁原味，很容易就成了自带原声的翻译腔；但要让翻译接地气，又难免削减几分外国文学独有的“异域风情”。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也曾一起翻译国外小说。
而译者的身份也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翻译是单纯的转述还是一种二次创作，译者应不应该“隐形”，是人们在评价翻译作品时争论不下的两大立场。
有一位法国学者对翻译家们说：“请在文本后面消失吧，而文本倘若真正被理解了，它们自身会说话的。”但英国诗人阿瑟·韦利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他认为，只有极个别的表述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精确、直接的替代，更普遍的情况是译者只能在诸多“近似解”中进行挑选。
因此在他看来，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入译者的声音。“就我本人而言，要说话的总是我本人，而并非文本。”
但当译者要开口，风险也就随之而来。功底深厚的译者或许能凭借自身文学修养，使作品的表达力更上一层楼。
如翻译家罗新璋在评价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时，便大力赞扬了其中鲜明的“傅雷风格”，认为傅雷在原文翻译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此时，是译者的声音与原著的声音相得益彰，形成了和谐美妙的共振效果。
但当个人风格与原著画风过于迥异，比如冯唐的《飞鸟集》，共振就成了撞车，每读一句，都是对心灵的大力冲击。
人人都知创作艰难，殊不知翻译之难，也是如此难于上青天。
好的翻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钱锺书先生说，“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翻译也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好的译者都是在被框定边界的一方空间里，遵循既定规则的同时寻找表达的自由。
翻译家许渊冲就是将翻译视为“艺术”的坚决捍卫者。在译林出版社计划译制《追忆似水年华》时，出版社内对书名产生过激烈的讨论。
一派译者主张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而另一派则主张译为“追忆似水年华”。两方争论不下时，许渊冲先生拍案而起，要是不叫“追忆似水年华”，他就不翻了！最终，出版社还是敲定“追忆似水年华”为书名。
普鲁斯特娓娓道来的一生故事也恰如这译名，时而细水流淌，时而波涛奔腾，裹挟着往日时光汩汩滔滔而去。
这样细腻优美的翻译，也像余光中将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在《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的那一句“In me the tiger sniff the rose”，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经典西部片《True Grit》常见中文译名为《大地惊雷》，而当时香港将其翻译为《独眼龙双枪歼四虎》。
还有郑振铎译《飞鸟集》中最为人熟知的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如秋叶之静美”。
翻译家许钧谈到，自己对傅雷译作印象颇深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起首的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短短的“江声浩荡”四个字，如同将一幅卷轴画缓缓打开，一个开阔的世界展露，漫长的故事从此开始，而“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也在这方空间中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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