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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爆发跟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有联系吗？
胡人,安史之乱,安禄山安史之乱的爆发跟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有联系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进一步助长了安禄山们的野心。
四、玄宗错误的削弱内地军事力量，加剧了内外军事的失衡
《唐会要》记载，“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
”
也就是说，玄宗皇帝自大而且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以为太平盛世，中原内部就再也不需要军事力量了。可惜，他忘了边镇会反噬中原啊！
结果就是，安禄山的反兵一到，沿途居然很难遇到有效的抵抗力量，一路杀向关中。
最后不得不调来安西、陇右、朔方的边兵，用边兵抵抗反叛的边兵。虽然勉强奏效，但也留下巨大的后遗症，凉州和西域很快被吐蕃夺走。
唐玄宗用胡人当兵、胡人为将可以算开明，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府兵制没有用了，但这不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因。
相反，为了方便集权，授予节度使过重的权力，反而加速削弱了朝廷权威和力量，这才是制造了反叛机会的根本原因。
加上玄宗君臣错误的估计形势，削弱内地军事力量，造成内外不平衡，造成了没有力量抵御叛军，险些亡国。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未必全对，但也未必全错。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气度最为恢宏的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乃至异国之人都采取来而不拒的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大唐王朝实力和自信的体现。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必竟远远高于周边民族，但文明程度高并不等于军事实力就一定强大。当中央王朝文明与实力同样强大时，周边少数民族要么内附要么臣服而被汉化。同样当中央王朝实力衰弱之时，那么叛乱和劫掠就成为常态了。纵观二千年封建社会此种状态概莫能外！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其实关系还很大，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谋臣魏征上书谏阻，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声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但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圣人之道普适众生…教以礼法…何患之恤？”唐太宗乃用温言，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
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并、冀等地诸多郡县，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的失控状态，而百年之后的安禄山则得以“驱之为寇，逐扰中原”（《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何以遣就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昔汉武以锐师猛将击取其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 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魏征上书唐太宗谏阻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逐扰中原。”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唐太宗试图大规模迁徙草原部落于河北之地，面对魏征以西晋“五胡之乱，卒倾中夏”的教训质疑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进士出身的温彦博则提出看似颇有说服力的支持意见，他说“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可以“教以礼法”感化对方。
同时认为胡人不过是“创残之馀，以穷归我”，绝对没有力量造成祸患，他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魏征因历史而产生的忧虑，完美地支持了唐太宗迁胡于河北的政策，最终却种下了安史之乱及中原王朝衰弱的种子。
那些被唐朝政府从草原迁徙而来的胡人部落，风俗迥异中原，习惯群聚群居“逐以水草，居处无常”，而中原朝廷在很多实际事务中亦对其“无所役使“，不得不顺应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使之在迁徙之地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
“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
—毗伽可汗欲建城，大将敦欲谷劝谏（《资治通鉴》） 。
从盛唐期间安置归降契丹部落的《敕契丹王据埒可突于等书》中，可以看到，唐朝政府允许内迁契丹部落在“丰草美水”的地区，过“畜牧随之”的游牧生活，并要求地方“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而《唐大诏令集》亦记载道，为了避免内迁胡人诸部滋事，需对其“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温彦博试图对内迁胡人“教以礼法，职以耕农”的同化政策，严重脱离现实，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施。 另一方面，虽然内迁的胡人刚开始不过是“创残之馀”，人数稀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其人口数量和当地的人口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草原胡部生于物资极其困乏的苦寒之地，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和生育热情，同时凶悍远胜于中原，这就使得内迁胡人的数量在中原丰饶的滋润下迅速增长，还可以对当地的原住民产生挤出和同化效应。
西晋江充在调查之后就发现，曹魏讨伐高句丽时安置在荥阳地区降胡，“始徙之时，户落百数”，不过两代人，即“子孙孳息，今以千计”，由此他认为数代之后，这些内迁者足以形成“必至殷炽”的隐患。
而唐代名臣魏征亦认为，唐廷应该警惕内迁胡部“不令数年，孳息略倍”的潜在危机。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唐史时发现，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河北之地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写道“（那些追随安禄山叛乱或者日后割据的将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
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出唐代河北地区人口结构变异及其政治后果。由于幽冀诸地的人口胡化严重，当地军民极其尊奉安禄山、史思明，日夕奉祀，唐穆宗期间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认为此乃乱臣，乃“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结果竟激起了大规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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