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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爆发跟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有联系吗?
胡人,安史之乱,安禄山安史之乱的爆发跟唐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有联系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结果却是适得其反,进一步助长了安禄山们的野心。
四、玄宗错误的削弱内地军事力量,加剧了内外军事的失衡
《唐会要》记载,“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
”
也就是说,玄宗皇帝自大而且错误的判断了形势,以为太平盛世,中原内部就再也不需要军事力量了。可惜,他忘了边镇会反噬中原啊!
结果就是,安禄山的反兵一到,沿途居然很难遇到有效的抵抗力量,一路杀向关中。
最后不得不调来安西、陇右、朔方的边兵,用边兵抵抗反叛的边兵。虽然勉强奏效,但也留下巨大的后遗症,凉州和西域很快被吐蕃夺走。
唐玄宗用胡人当兵、胡人为将可以算开明,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府兵制没有用了,但这不是导致安史之乱的主因。
相反,为了方便集权,授予节度使过重的权力,反而加速削弱了朝廷权威和力量,这才是制造了反叛机会的根本原因。
加上玄宗君臣错误的估计形势,削弱内地军事力量,造成内外不平衡,造成了没有力量抵御叛军,险些亡国。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未必全对,但也未必全错。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气度最为恢宏的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乃至异国之人都采取来而不拒的开明的民族政策。这是大唐王朝实力和自信的体现。华夏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必竟远远高于周边民族,但文明程度高并不等于军事实力就一定强大。当中央王朝文明与实力同样强大时,周边少数民族要么内附要么臣服而被汉化。同样当中央王朝实力衰弱之时,那么叛乱和劫掠就成为常态了。纵观二千年封建社会此种状态概莫能外!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其实关系还很大,唐朝初期,李世民把投降的草原部落十多万人,安置在幽冀等地。谋臣魏征上书谏阻,指出“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并声称“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但中书令温彦博认为:“圣人之道普适众生…教以礼法…何患之恤?”唐太宗乃用温言,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
置草原部落于河北诸州。数十年之后,幽、并、冀等地诸多郡县,已经形成“降胡散诸处”,“无所役使”(《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的失控状态,而百年之后的安禄山则得以“驱之为寇,逐扰中原”(《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突厥世为中国仇,今其来降,不即诛灭,何以遣就河北?彼鸟兽野心,非我族类,弱则伏,强则叛,其天性也。昔汉武以锐师猛将击取其地为郡县者,以不欲使近中国也,乃久安之道。陛下奈何以内地居之?且降者十万,不令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大患也… 魏时有胡人分处近郡,晋已平吴,郭钦、江统劝晋武逐出之,不能用。五胡之乱,卒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中原,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
——魏征上书唐太宗谏阻
“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逐扰中原。”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唐太宗试图大规模迁徙草原部落于河北之地,面对魏征以西晋“五胡之乱,卒倾中夏”的教训质疑时,当时的大知识分子、进士出身的温彦博则提出看似颇有说服力的支持意见,他说“圣人之道无不通,故曰有教无类”,可以“教以礼法”感化对方。
同时认为胡人不过是“创残之馀,以穷归我”,绝对没有力量造成祸患,他的理论有力地驳斥了魏征因历史而产生的忧虑,完美地支持了唐太宗迁胡于河北的政策,最终却种下了安史之乱及中原王朝衰弱的种子。
那些被唐朝政府从草原迁徙而来的胡人部落,风俗迥异中原,习惯群聚群居“逐以水草,居处无常”,而中原朝廷在很多实际事务中亦对其“无所役使“,不得不顺应游牧部落的生活习惯,使之在迁徙之地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
“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
—毗伽可汗欲建城,大将敦欲谷劝谏(《资治通鉴》) 。
从盛唐期间安置归降契丹部落的《敕契丹王据埒可突于等书》中,可以看到,唐朝政府允许内迁契丹部落在“丰草美水”的地区,过“畜牧随之”的游牧生活,并要求地方“务依蕃部所欲,想其沃饶之所”;而《唐大诏令集》亦记载道,为了避免内迁胡人诸部滋事,需对其“遂畜牧之性,以示柔怀之德”
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温彦博试图对内迁胡人“教以礼法,职以耕农”的同化政策,严重脱离现实,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实施。 另一方面,虽然内迁的胡人刚开始不过是“创残之馀”,人数稀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其人口数量和当地的人口比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草原胡部生于物资极其困乏的苦寒之地,具有更强大的生存和生育热情,同时凶悍远胜于中原,这就使得内迁胡人的数量在中原丰饶的滋润下迅速增长,还可以对当地的原住民产生挤出和同化效应。
西晋江充在调查之后就发现,曹魏讨伐高句丽时安置在荥阳地区降胡,“始徙之时,户落百数”,不过两代人,即“子孙孳息,今以千计”,由此他认为数代之后,这些内迁者足以形成“必至殷炽”的隐患。
而唐代名臣魏征亦认为,唐廷应该警惕内迁胡部“不令数年,孳息略倍”的潜在危机。历史学家陈寅恪研究唐史时发现,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河北之地出现了明显的胡化现象,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写道“(那些追随安禄山叛乱或者日后割据的将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
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反映出唐代河北地区人口结构变异及其政治后果。由于幽冀诸地的人口胡化严重,当地军民极其尊奉安禄山、史思明,日夕奉祀,唐穆宗期间的幽州节度使张弘靖认为此乃乱臣,乃“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结果竟激起了大规模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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