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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儒家的包容性很强、讲究中庸之道，为什么后来会有人提出“独尊儒术”的思想呢？

儒家,孔子,思想有人说儒家的包容性很强、讲究中庸之道，为什么后来会有人提出“独尊儒术”的思想呢？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据考证，“中”和“庸”的观念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而“中庸”合称，成为一个基本范畴则始于孔子。“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修养和认识原则；二是说中庸的起源很早，中断已久，在当时已经很罕见了。由于知识水平有限，我还未能对儒家的中庸思想有全面系统的理解，将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下我的认识。

一、何谓中庸？

古语中，所谓中有中正、中和两层意思。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就是规律。汉代郑玄在其《礼记·中庸注》中指出：“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者，用也。”到了宋代，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兄弟则进一步指出：“不偏之谓之中，不易之谓庸。”“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集·遗书》卷第七）这里所讲的“不易”，明显暗指在变动不定的自然和人生背后，存在着一个永不变更的常数，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做常道加以应用的高明之道。到了南宋，朱熹更提出“以性情言之，谓之中和；以礼义言之，谓之中庸，其实一也……”，只是到了晚年，他的看法又有所改变，认为中庸体用自足，中和已包括在中庸之中。总之，“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也不搞放弃原则，而要以社会的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地、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中国传统人文思想解读》）

二、中庸之道之“时中”

孔子认为，君子做事能够符合中庸的道理，小人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中庸的道理。原因就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时中章》）也就是说，君子对于中庸的理，能时时省察，做到随时而异，适中不偏。小人对于中庸的理，任性妄为，肆无忌惮。君子能用中和之道，所以说君子中庸。舜是运用中庸的能手，所以成为圣人。在此，可以把“时中”理解成“适度”，也就是事物的均衡性或者说是行为的适度性。 在《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评价另外两个弟子。孔子说，这两个人，一个太过，另一个不及。子贡又问，过比不及好一些吧？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就是说，过与不及这两个极端的后果和失误都是一样的。只有脱去极端，以“适度”的准则，既无“过”又无“不及”，方为中庸之道。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过”与“不及”都加以排斥，他所倡导的中庸，应该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并且牢牢的把握了恰到好处的中正处，即坚持了“适度”的原则。那么，如何找到一个适合的“度”，做到“时中”呢？《中庸·大知章》中，有一段孔子对中庸的经典解释。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孔子认为，中国古代的那些圣君明主，他们之所以得到百姓的拥戴，在于他们能够做到隐恶扬善，把握过与不及的两端，采用中庸的办法来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他把中庸视为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准则，并把它当作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要想避免两端，首先就应该把握两端，亦即“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不走极端，而取中间，使两端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如果只顾一端，不顾另一端，那就成了极端主义，其结果就是过犹不及。把握两端之后，经过度量便可以找到不宽不严、不重不轻、不隆不简的中点，这个中点就是“适度”。在儒家看来，合于“度”的要求，才恰到好处，历代圣君明主和有德之人，都具备这种合于“度”的中庸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践履。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言论可以体现，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就是强调学与思的结合，反对只学不思和只思不学两个极端，而要把握事物之度。

三、中庸之道之“和”

《中庸》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子路论“强”的记载：“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极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孔子认为，南方人以“宽”或“柔”为强，北方人以果敢或“强”为强，都是有偏颇的。如果能处于二者之间，以中庸之道为核心来体现强，才是一种真正的强，才是君子之强。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孔子的中庸要求将几种原则或思想调和，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这与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辩证法有所不同，中庸之道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的制约，而非两者的转化。它包含着一种思想，即任何事物或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互对应或对立的方面，只有当这两个对应或对立的方面处于平衡状态，也就是“和”的状态时，事物或行为才属于一种最合理、最完整的境界。这种制约平衡原则在孔子“仁”和“礼”、“忠”和“恕”等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如果按中庸的思想，那么，就不能单纯行“礼”而不顾“仁”，也不能单纯行“仁”而不顾“礼”，相反地，应该是行“礼”时考虑到“仁”的制约，行“仁”时考虑到“礼”的制约。这样才是符合“仁”“礼”的中庸，才符合中庸的“适度”原则。我认为中庸思想中的制约与调和最明显的体现就在于“和”的思想上。礼是用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如果过分强调尊卑等级，就会使阶级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在推行“克己复礼”的同时，又主张“和为贵”，通过引进“和”这种平衡性原则，以求达到中庸之道。再比如“和而不同”的思想，它本身就是中庸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和而不同”是君子所应促成的理想目标，因此力图把这个原则贯彻到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以期达到“和”，即达到兼容两端，以求恰到好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就是说，人们应该为了事业和而不同，不要为了个人的面子、尊严而谄媚邀宠、搞同而不和。因此，孔子思想中的对立面之所以能并行不悖，共同支撑其学说，离不开起制约和调和作用的中庸思想的平衡。也许正是依靠在极端中寻求平衡，儒学才能异于其他学说，几千年来长久的流传下来而不中断。

四、中庸之道与折中主义

基于以上阐述，那么，中庸是否等同于折中主义呢？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对中庸思想，或者说对孔子有一些误解。儒家思想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确立其正统思想地位的。儒家学说强调“仁”，而春秋战国作为社会大变革时期，统治者所需要的是富国强兵之术，而非仁义道德。在如此“以攻伐为贤”的战乱时期，“仁”的思想何以立足？也就是说，从儒学建立一直到汉武帝之前，儒学都是不被统治者重视的。而且，当时学高中历史，老师讲到近代史时，有一段材料是讲述中庸思想的：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一学生曾在其文章中批判中庸思想：“我国人有一最大通病，即人人皆好自居中庸，而不肯稍出偏激而已……中庸者何？不问时势之是否，不问事理之是非，而惟持一中立调和之态度。成则居其功，败则不任其责。”基于以上考虑，我一度以为中庸思想是孔子在乱世中向君王邀宠、得以生存的手段，也是传统思想中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的劣根，即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事原则。但后来发现，中庸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中庸是讲原则的。在前面提到过，“仁”和“礼”是符合中庸思想的，同样，中庸思想也离不开“仁”和“礼”。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所以，中庸的原则就是“仁”和“礼”。在《关于中庸之道》一书中作者提到，中庸之道的真谛就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而折中主义是无原则可言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恰恰相反，孔子是反对“好好先生”的，并把它作为社会伦理秩序的最大敌人，居于两者之间而又不改变自己的立场才是中庸之道的精义，它对矛盾的驾驭和超越并非简单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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