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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美女(阿布-卢赫德：罩袍，穆斯林女性与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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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因此，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伊斯兰世界的各类女性也可能会觉得穆斯林女性受压迫的指控荒谬至极。这些人中就包括与我共同生活过的那些普通乡村女性，以及19世纪末以来注意到社会中女性地位问题的女权主义者和其他改革者。我们必须当心不要陷入两极化，将女权主义只归于西方。第三世界、包括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也有很多女权主义者。他们有的自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有的不使用这一称呼。然而，西方女权主义者发起的运动导致这些本土女权主义者极易被当地保守派（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斥为叛徒，继而陷入困境。如今，像阿夫萨内·纳杰巴迪（Afsaneh Najmabadi）这样来自伊朗的中东研究学者认为，用假想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对立框架来简单看待历史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接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文化对立在战略上是危险的。伊斯兰国家中无数试图为当下不公寻找替代方案的人，那些可能想拒绝简单二分、寻找不同历史和文化的人，那些不接受成为女权主义者等于成为西方人的人，将面临选择的压力——你和我们站在一边还是反对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被逼着做选择。

阿富汗喀布尔集市

自由选择与传统

我还想提出另一观点：穆斯林女性不仅以我们认可的方式参与维护女性权利的项目，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众多女性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了剥夺。我不是在说自欺欺人和虚假意识，即女性看不到自己正在遭受的压迫。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承认乃至理解人们的不同生活方式。在《书写女性的世界》（Writing Women’s Worlds）一书中（这是我的一部实验性“女权主义”民族志，讲的是埃及的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女性，1980年代初我与她们生活在一起），我试着用女性自己的表述来讲她们的故事。【9】我还试图捕捉她们用来评判他人和提出要求的标准。

有关婚姻的故事最好地证明了“选择”和“约束”的二元对立多么苍白无力（而这种对立主导了我们对西方和穆斯林女性之间差异的理解），以及承认人们通过不同方式构想“权利”多么重要。在我做田野的贝都因社群，我认识的女孩们会拒绝特定的包办婚姻，但从不会抵制家庭应当安排她们的婚姻这一基本原则。她们会用歌唱来表达自己想嫁给什么样的年轻人——不属于表亲、受过教育、开某种轿车或卡车——但她们也觉得应该由家庭为她们挑选对象。当她们不想嫁给一个人时，她们甚至会制造麻烦，以破坏为她们安排的婚姻。但即便是我的第一本书《被遮罩的情感》讨论的那些爱情诗【10】、那些记录下女孩的渴望和沮丧的诗，也是完全系统内的表达，而不是对包办婚姻系统的反叛，这一系统要求女人不对男人表现出任何兴趣，以此维护她们的荣誉，或期望男人和女人即使已经结婚也不在公共场合流露情爱。许多女孩和母亲都告诉我爱情婚姻的危险性；人人都看重包办婚姻中家庭所提供的保护和支持。更有趣的是，婚姻中的女性经常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它可能基于某些伊斯兰教法和习惯法，但主要来自她们通过观察社群实践而内化的强烈正义感，以及她们对自我价值和责任的根深蒂固的期望。这会发生在丈夫对她们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自以为知道女性想要什么权利，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对此一个更好的例子是我研究社群的一夫多妻制案例。《书写女性的世界》用一整章记述了我熟悉的一桩一夫多妻制婚姻中的关系、情谊、愤怒和悲伤的动态变化。对这桩婚姻中的妻子们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丈夫娶了多个妻子这一事实——这种做法得到了伊斯兰教法的支持，且被认为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包括想要孩子或为无依无靠的女性提供支持。在这些妻子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特定性格、历史、行为举止和彼此的感情。一位妻子向我讲述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事关她丈夫刚娶第三任妻子后她陷入的令人愤怒的境地，但随后她对此事的责备和主张却出乎我的意料。在故事的结尾，我同情地问她，她是否感到嫉妒。她立马回答：“不，我不嫉妒。我生气的是我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我们难道不都是一样的吗？”这肯定不是自由派关于女性人权的立场，也不是反对一夫多妻制之压迫的立场。这个立场在于，根据《古兰经》和贝都因人的理念，所有妻子都有权被绝对平等地相待。

上述中东女性或穆斯林女权主义者的故事有何意义？已故的美国著名自由派女权思想家苏珊·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题为“多元文化主义对女性有害吗？”【11】，其中表达的观点引起了诸多批评。她大胆地提出，就“父权制”少数文化（她的文章本是关于美国的少数文化的，但她将范围扩大到全世界的“父权”文化）中的女性而言，“如果她们身处其中的文化要么灭绝（这样其成员就能融入性别歧视较少的周边文化），要么（这样更好）被鼓励改变自身以加强女性的平等”，那么她们的处境或许会好很多。【12】

说某人身处的文化应当灭绝，这可不是轻描淡写的主张。这让人想起前文提到的长老会传教士，她们非常确信基督教是女性的唯一答案。我认为我们必须抱持更大的尊重。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不一定都想放弃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世界——事实上大部分人很珍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喜欢被人要求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萨巴·马茂德的研究——1980和90年代埃及的年轻女性如何试图弄清什么是好的穆斯林生活，并在此过程中蒙上面纱。马茂德拒绝自由主义哲学理念，后者坚持认为个人选择是至高价值。她把这些埃及穆斯林女性遵循社会规定的宗教习俗的强烈意愿称为“实现自我的潜在可能和‘支架’”，而非个人服从/被控制的标志。马茂德认为，这些女性想要从自我之外（从伊斯兰宗教实践、文本和律法中）获取自我参照的理念和工具，这挑战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所依赖的个体和社会的分离。她指出，我们需要质疑作为绝大多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主体的真实愿望与强制的社会规范”之间的（现代美国的）区分。如上文所述，她认为，那些想通过蒙面和保持谦逊来祈祷和“靠近神”的女性是在参与一种有意为之的道德培养项目。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被话语、社会位置、地缘政治构型和不平等的权力塑造为特定的选择范围——它们具有历史和地域的特殊性/具体性。在重视宗教价值的人们眼中，这些价值当然不是限制和约束，而是应为之奋斗的理想。

关于萨巴·马茂德谈及的这些女性以及应当如何思考她们的问题，我想再补充一个关键细节。这些女性并非完全的他者，与我们毫无关联，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生活在她们自己的现实中。她们可能确有自己的生活现实，但她们全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世界各部分（即时下流行的文明话语中的所谓“西方”和“非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关联所形塑。今天的众多差异源自虽不相同但相互交织的历史、互动和回应的历史。这些差异是我们的互动产生的不同环境的产物，不论在十字军东征或殖民时代，还是如今美国的全球霸权时代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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