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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美女(阿布-卢赫德：罩袍，穆斯林女性与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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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人类学家萨巴·马茂德（Saba Mahmood）在一项针对埃及清真寺运动（自1970年代以来，穆斯林女性不断了解自己的宗教、在清真寺上课[通常由女性神职人员授课]、坚持认为清真寺里应有女性的一席之地）中的女性的重要研究中表明，许多采纳这种新服装样式的女性认为这是培养美德的身体手段之一。【5】她们说这是自己的选择，源自她们的愿望、或者说为靠近神而进行的奋斗。下文我会接着讨论马茂德的这部著作《虔诚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以更全面地探讨我们如何能对“自由”和“限制/约束”进行不同思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萨巴·马茂德拒绝给出功能主义的解释来说明为何在198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女性均开始穿戴这种现代伊斯兰便装（遮住头发、身着长袍），而与之相比，1930年代以来的女性则在加入女权组织和穿西式服装。对此的一些功能主义解释是，她们是在抗议西方、追寻真正的本土文化，或是在时间上回溯过往、以保护自己免受现代性的冲击，或是在以适宜方式步入公众空间、与男性一起在办公室工作，或是为了乘坐公共汽车时不被骚扰。不同于这些解释，萨巴·马茂德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女性自己的表达——她们说自己想靠近神、想成为好穆斯林。如今，她们通过佩戴头巾和学习宗教知识来达到这一目标，无论是学习如何正确祈祷，还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人。

对当代伊斯兰世界中遮罩的众多含义的这一基本观察中，可以看出两点。首先，我们不能把蒙面/遮罩简单等同于女性的不自由。如果我们意识到人类是社会存在、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成长，他们归属于特定社群，这些社群塑造了他们的欲望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么“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简单将罩袍视为中世纪或父权制的强加而加以谴责，这难道没有严重违背这些女性自己的理解吗？其次，我们不能把数百万穆斯林女性各不相同的境况和态度简化到一件服饰上。或许是时候放弃西方对蒙面意象非黑即白的痴迷，将注意力转到一些严肃的问题、一些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关心女性处境的人应当关注的问题上来。

警惕怜悯

我认为，这些蒙面的女性形象使我们的理解变得迟钝，阻碍了我们看到复杂性。本文副标题的后半部分叫做“怜悯的危险”。怜悯与穆斯林或中东女性有何关联？在我看来，这些中东或穆斯林女性形象最危险的功能之一，就是让很多人想象这些女性需要我们或我们的政府来解救。

我最早开始思考怜悯问题是多年前在普林斯顿神学院读到一本书——1906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长老会女传教士会议的记录。这本书由许多章节组成，描绘了从埃及到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穆罕默德教”女性（彼时她们被如此称呼）的悲惨境遇，详细介绍了她们缺乏爱情的婚姻、她们的无知、她们对一夫多妻制的顺从、她们的与世隔绝以及她们从蒙面体现出的低下地位。这本书的标题叫做《我们的穆斯林姐妹：由听到之人阐释的来自黑暗之地的呼救》【6】，在导言里，安妮·凡·萨默（Annie Van Sommer）代表其他女传教士写道（当然也是在为这些女传教士做的善事寻求经济支持）：“本书与其中反复出现的可悲、错误和压迫的故事是一种控诉，也是一种呼吁[……]它呼吁女基督徒通过牺牲和服务来纠正这些错误、照亮这片黑暗。”她接着写道：“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看来，这个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女性需要用广泛的爱和怜悯来寻找和拯救伊斯兰教受苦受难的有罪女性。除非她们亲自告诉你，否则你无从知道她们有多么需要我们；除非你亲耳听到她们的呼喊，否则你永远不会去寻找她们。”因此，世纪之交的西方女基督徒认为自己是在为无法表述自身的穆斯林女性发声，或是在基督教救赎观念的指引下使这些“他者”被扼杀的声音得以传出。不过，这一切都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此时基督教世界的女性没有投票权、极少进入公共领域、被视为“房中天使”（angels in the house）。女传教士的确具有异乎常人的独立和冒险精神——尽管她们往往以妻子身份进行传教活动。

人们担心当代自由派女权主义对世界各地女性的关注中有着上述叙事的回响。只消看看美国组织“女权主义大多数”（The Feminist Majority）及其为阿富汗女性开展的运动，或者关于女性人权的更广泛话语，便能发现这一回响。与传教士一样，这些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觉得有必要运用女性权利或人权的语言来代表或代替阿富汗或其他穆斯林女性发声。他们自视为开明进步的群体，拥有愿景和自由来帮助世界其他地方受苦受难的女性获得权利，将她们从男人或压迫性宗教传统中解救出来。

视部分女性为值得怜悯或亟待拯救的对象，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她们“从”某物中解救出来，而且拯救她们是“为了”获得某物——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一套不同的安排。这种转变可能伴随着何种暴力？“为了”某物拯救她们又预设了怎样的优越性？不论什么类型的拯救其他女性项目，都依赖于并加强了西方的优越感。它们还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傲慢，让我这个对其他生活方式敏感的人类学家颇感不适。我花了不少时间与不同穆斯林女性群体共同生活，因而对她们如何看待自己、尊重自己略有了解，也很清楚我欣赏和喜爱她们的复杂性和足智多谋。

我想说的是，我们或许应当对这个世界上的不同道路多加了解。我们或许应当尊重其他实现社会变革的路径。是否可以有一种伊斯兰式的解放——这个问题难道不能问吗？许多女性正在探索这一问题，例如伊朗女性，她们自称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此外，甚至可以发问，解放或自由是全体女性或人们奋力争取的目标吗？解放、平等和权利是一种普世语言吗？对于不同群体而言，其他愿望可能更有意义吗？比如与近亲属共同生活？比如虔诚地生活？比如不受战争或暴力威胁地生活？

在这之外还有其他视角，其中一些质疑西方的优越性。例如，一位恶名昭著的宗教极端主义者（译者注：即本·拉登）对美国宣称：“你们国家把女人当作消费品或广告工具来利用，号召顾客购买她们。你们利用女人为乘客、游客和陌生人服务以赚取利润。然后你们大肆宣扬支持女性解放[……]你们是一个以各种形式或直接或间接进行性交易的国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巨型企业和机构——打着艺术、娱乐、旅游和自由的旗号，以及你们赋予它的其他欺骗性名称。”【7】

更温和地为伊斯兰辩护的人们也反对西方对伊斯兰教性别歧视的指控。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伊斯兰教国际教科书中，名为“伊斯兰教是性别歧视的”的一节涵盖了对这一指控的28点反驳。这些反驳阐释了《古兰经》经文，阐述了先知穆罕默德在女性问题上的立场，提到了部分欧洲国家女性获得投票权的时间之晚（例如1971年的瑞士），并指出了多少穆斯林女性曾治理过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共出过五位女总理或女总统），而在例如美国则从未有过。【8】

伊斯兰辩护者提及的这些西方对女性的利用/剥削或女性缺乏公权力的状况，意味着我们应当怜悯美国或欧洲女性吗？我们肯定会觉得如此提议荒谬至极。我们有一百万个答案来回应他们的指控。即便我们对自己身处的欧洲或美国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提出批评——无论是阻止职场女性升至顶层的玻璃天花板，还是导致许多女户主家庭处于贫困线之下的整个系统，抑或频发的强奸和性骚扰事件，甚至是广告对女性的利用/剥削——我们都不会认为这反映了我们文化的压迫性，或因此就谴责基督教这一主导的宗教传统。我们很清楚这样的状况有复杂的成因，我们也知道至少我们中的一些人正在努力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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