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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美女(阿布-卢赫德：罩袍，穆斯林女性与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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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为什么我们应当为此感到不安？我收集的媒体图像让我自己颇感不适，因为在中东（特别是埃及）25年的研究经验告诉我，这些图像无法反映这些国家女性穿着的各种样式风格，更不用说传达这些风格差异的意涵。我的家庭相册里有我的巴勒斯坦祖母和姑姑在其中一个国家（约旦）的照片，我的姑姑穿着女式衬衫和休闲裤，她又长又直的头发没有遮罩；甚至我的祖母也只是在头发上简单地披了一条白围巾。相册里还有一张1950年代拍的老照片，上面是我的祖母、姑姑以及两位伯伯，男人们身着西装，女人们穿着雅致的裙子，头发梳得整齐。就算是看看这些国家（以约旦为例）最近的新闻，人们同样能看到诸如身着短裤的国家女子篮球队的照片，或是王后与一众来自欧洲和约旦的女性一起用餐的照片——根本无法从着装打扮上将这些女性区分开来。为什么不是这些图像出现在《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上代表约旦，而是遮罩身体的女人形象？
更奇怪的是，许多媒体图像都用蒙面的女性形象来代表相应文章提及的国家。例如，《纽约时报杂志》上的相关文章没有一篇是关于穆斯林女性、甚至约旦女性或埃及女性的。这就好比叙利亚或马来西亚的报刊杂志每当刊登有关美国或欧洲国家的文章时，都会在封面放上比基尼美女或麦当娜的图片。
罩袍还是香奈儿套装？
这些整齐划一、随处可见的蒙面女性形象有几个问题。首先，它让我们很难在不考虑女性的情况下思考伊斯兰世界——依照女性地位或对待女性的方式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制造了一个看似巨大的鸿沟。这使我们难以思考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帮助设下了文明的区隔。其次，它阻碍我们重视穆斯林或中东世界女性生活的多样性——时间和空间的差异、阶层和地域的差异。第三，它甚至让我们很难意识到遮罩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实践。
让我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第三点。众所周知，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女性遭受压迫的首要标志便是她们被迫穿上罩袍。自由派有时会承认，让他们大为惊讶的是，即便阿富汗已被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女性却似乎没有扔掉她们的罩袍。和我一样在穆斯林地区工作过的人倒想问，这一现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我们是不是在期待，一旦从塔利班手中“解放”出来，阿富汗女性就会“回到”露脐装和牛仔裤的装扮，或者拿出落满灰尘的香奈儿套装？
有必要回顾一下蒙面的一些基本知识。首先，阿富汗的罩袍并非塔利班的发明。它是当地特定地区的普什图女性外出时穿着的遮罩形式。普什图是阿富汗的几个民族之一，而罩袍是南亚次大陆和西南亚的众多遮罩形式之一，已成为女性谦逊或令人尊敬的常见象征。和其他形式的遮罩一样，罩袍在许多情况下标志着男性领域和女性领域的象征性分离，这与女性总体而言更多关联家庭而非陌生人混杂的公共空间相一致。
便携式隔离装置
20多年前，在巴基斯坦做研究的人类学家汉娜·帕帕内克（Hanna Papanek）将罩袍称为“便携式隔离装置”（portable seclusion）。【4】她指出，许多人视罩袍为解放性的发明，它使女性得以走出与外界区隔的生活空间，同时仍然遵守基本的道德要求，这种要求将女性与无关男性分开以保护她们。自从我读到“便携式隔离装置”这一说法，我就将这些遮罩的长袍视为“可移动的家”。在每个地区，如此遮罩方式都标志着对特定社群的归属，象征着对某种道德生活方式的参与——其中家庭在社群组织中占有首要地位，家庭与女性的神圣性相连。
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如果确是如此，那么女性凭什么要突然丢掉谦逊？她们凭什么要突然抛弃受人尊敬的标志——这些标志（无论是罩袍还是其他遮罩形式）象征着，尽管她们身处公共领域，但实际上仍处于不可侵犯的私人家庭空间，以此确保她们在公共领域免受陌生男人的骚扰？特别是在这些服饰着装已然成为传统惯例、以至大多数女性很少考虑其意义的情况下？
可以做一些类比（当然不完全一样）：大家都很清楚穿着短裤去听歌剧是不合适的，那么当阿富汗女性选择不脱掉罩袍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惊讶？一些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社群礼仪要求遮住头发——穆斯林、犹太教徒和（直到最近的）天主教徒。人们会穿着适宜于其社会群体的服饰，以社会共享的标准、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为指导，除非他们想要故意越轨来表明立场，或负担不起严格合乎规范的遮罩服饰。如果认为美国女性（甚至包括不信教的美国女性）生活在可以自由选择服饰的世界里，那么只消想想“时尚的暴政”（the tyranny of fashion）这一说法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发生的是，一种地区性遮罩风格（与特定的体面阶层[但非精英阶层]相联系）被强加给所有人，成为“宗教”上适宜的做法——尽管此前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中存在着众多各不相同的或大众或传统的风格，它们以不同方式来标示女性的合宜得体或（更近来的）宗教虔诚。虽然我不是阿富汗问题专家，但我猜想，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时，大多数仍留在阿富汗的女性来自非精英家庭，她们居于乡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唯一无法通过移民来逃离阿富汗近代史上无数艰险和暴力的人群。如果从强制穿戴罩袍中解放出来，这些女性中的大多数会选择其他形式的适度遮罩，就像所有在邻近区域生活、不在塔利班治下的人们一样——例如北印度乡村的印度教女性（她们会在婚前遮罩头部和面部以免亲戚看见）或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女性。她们有的穿戴薄纱头巾，有的身着更新式的伊斯兰便装。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关于遮罩身体的重要观点。不仅存在多种形式的遮罩、在实践它们的社群中具有不同意涵，而且不能把遮罩身体本身等同于缺乏能动性。就像我在《被遮罩的情感》（Veiled Sentiments）（这是我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对埃及的一个贝都因社群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一书中论述的，在受尊敬的年长男性面前用黑色头巾遮住面部被认为是女性的自愿行为，体现了她们对道德的坚定承诺以及家庭相关的荣誉感。她们展现自尊和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便是在特定场合遮住面部。而且，为谁蒙面是她们自己的决定。她们不为年轻男性或外国男性蒙面。她们甚至不为埃及的非贝都因人蒙面，因为她们不尊重他们，以及因为——在后两种情况下——她们不认为这些人和自己归属同一个道德群体。
再举一个很不同的例子，自1970年代末开始，整个伊斯兰世界众多受过教育的女性身着的现代伊斯兰便装，既可公开标示虔诚，又成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即某种现代性）的标志。许多西方人没有意识到，那些接受这种新样式、有时甚至会蒙面的埃及女性其实是女大学生，特别是医学和工程学学生。我清楚地记得，在1980年代与我一同生活的乡村上层贝都因家庭中，唯一一名有高中文凭的女孩也极渴望穿戴这种新样式的服饰。她还想嫁一个受过教育的男人，以此体现自己收获的知识和现代价值。她很高兴父亲为她安排了一桩与工程师的婚姻，并搬到了省城马特鲁港（Marsa Matruh）。在我下次见到她时，她的确佩戴着这种新样式的头巾，而不是她所在的贝都因社群中已婚女性的传统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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