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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讨论区(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契卡,胡塞尔,布拉格伊莉讨论区(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1977年发生了帕托契卡参与的“七七宪章”运动。拜瑞?斯密思曾对帕托契卡与“七七宪章”的关系做过如下的勾勒：“帕托契卡是‘七七宪章’的主要作者。他也是‘七七宪章’运动的三位主要发言人之一，这个宪章本身是一个细微工作和非政治之政治的典型事例(对损害人权的特殊的个别案例的艰苦审核，同时并不带有任何宏大口号或意识形态立场)。”(48)“宪章”在1977年1月3日被公之于众。是年3月，帕托契卡与荷兰外交部长有一次会面。接下来的情况可以参考耿宁在回忆录中的记述：“1977年3月3日，帕托契卡被警察拘禁审问长达10个小时。由此也妨碍了帕托契卡受邀参加西德大使馆在布拉格的一次招待会。在这10个小时之后，他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必须送医院。他短暂地休息片刻，写下了他最后的文章《我们能够从〈七七宪章〉那里期待什么》。1977年3月11日，他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两天后溘然长逝，享年69岁。”(49)

也许因为谙熟希腊人“人的习性就是他的命运”之真谛，胡塞尔似乎很早就预料到帕托契卡的生命结局。早在1933年9月7日，芬克便在致帕托契卡的信中转达过胡塞尔对帕托契卡的印象：“他坚信在您身上发现了绝对的认识意志，它也许是一个反生活的怪物，但它却是哲学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本质。”(50)

瓦尔特?比梅尔在为帕托契卡所撰悼词中写道：“扬·帕托契卡是欧洲人的一个重要形象，他的生与死是一种经验，欧洲文明可以在此经验上检验它自己的生活意义。现象学哲学因他的去世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51)

最后还要指出在胡塞尔与帕托契卡在各自经历的政治遭遇方面的第三个相似之处：为了避免遭受毁灭的命运，他们的手稿或其副本都在他们去世后被带到国外安置起来。胡塞尔的手稿被带到比利时鲁汶大学的哲学研究所存放，帕托契卡的文稿和他的地下出版物则被带到维也纳的人学研究所存放。在1989年前出版了四卷本的德文《帕托契卡文集》(52)，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捷克文的《帕托契卡全集》(SSJP)(53)。

按照未曾见过胡塞尔本人而是仅仅根据其著作来判断的保罗·利科的说法，胡塞尔的思维是“非政治的”，“他受的教育、他的爱好、他的职业以及他对科学严格性的偏好都决定了他的非政治”(54)。

这也是作为胡塞尔亲炙弟子的帕托契卡对其导师的第一印象和总体印象。还在巴黎第一次见到胡塞尔时，帕托契卡就将他视作“一位哲学家，他不做报告，不做评论，而是坐在他自己的工作间里，就好像他是独自一人，并且在与他的问题搏斗，全然不去关心世界与众人”(55)。

第二次在弗赖堡见到胡塞尔和芬克，这种感觉依然强烈。帕托契卡回忆说：“一个大学生很少会将尊敬的老师看作一个有烦恼、有苦痛、有人的困境的人。两位哲学家[胡塞尔与芬克]当时所过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事情。他们似乎并不关心那时在围绕着他们周围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决定着他们命运的压抑政治现实。他们有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他们生活得更为敬业，并且他们当时给了我第一个范例：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够不顾一切地盛开。”(56)

这种“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的生活”在胡塞尔那里也被称作“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Hua Brief.Ⅳ，S.409)。不过胡塞尔也曾一度脱离开这种生活，“坠入一种教授激情”(57)，例如在一次大战期间。笔者此前曾撰文讨论过胡塞尔的这段历史，并指出他后来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反省和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个擅长反思的哲学家，胡塞尔在战后不久也很快开始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所感、所思与所为做出认真的反省。看起来通过这个反省而得出的最重要结果就在于，胡塞尔最终要求自己：满足于将哲学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当作哲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并彻底放弃在提供政治建议和发挥政治影响方面的哲学实践的意图。”(58)与此相应，在1919年9月4日给学生阿诺德?梅茨格的信中，胡塞尔写道：“我没有受到召唤去做追求‘极乐生活’(59)的人类的领袖——我在战争年代的苦难冲动中不得不认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守护神告诫了我。我会完全有意识地并且决然而然地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而生活。”(Hua Brief.Ⅳ，S.409)

帕托契卡所认识的胡塞尔，正是一次大战后“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和“纯粹作为科学的哲学家”生活的胡塞尔。胡塞尔在这个方面不仅给帕托契卡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也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帕托契卡说：“当时我还远远无法思考胡塞尔的极度担忧，这些担忧与他的事业、这项巨大而努力的工作的命运相关，而且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些担忧有朝一日会与我如此接近。”(60)帕托契卡这里所说的离他如此之近的“极度担忧”可以是指他在写作这篇回忆录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经体验和预感到的“危机”。面对他所极度担忧的境况的来临，“这位倍受尊敬的布拉格学者作为其国家的公民发出了他的清晰声音”(61)。

帕托契卡原本并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或社会哲学家。尽管他可以被视作一位实践哲学家，但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位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理性地思考和探讨“经过论证的生活”的学者，或者说是一位“当下的人文主义学者”(62)。按照帕托契卡自己在其题为《什么是现象学？》的文稿中的更为明确的表述，现象学“既不是一门献身于对学识传统之维护的陈腐哲学，也不是一门想要以在改变世界方面提供协助的方式来伸张其活力的哲学，亦即不是一门革命的或想要是革命的哲学”(63)。最后我们还可以参考比梅尔的说法：“帕托契卡将哲学理解为向着理性的自身回溯、调动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共同体工作，就像胡塞尔有一次曾表述过的那样，但在帕托契卡那里并不带有那种我们在黑格尔和胡塞尔那里可以发现的乐观主义。”(64)

严格说来，在社会政治的实践中，帕托契卡只是尽到了——如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在不义面前自我保护的义务”(65)。帕托契卡最亲近的两个朋友之一兰德格雷贝(66)在其纪念文字中写道：“关于扬·帕托契卡的命运以及导致了他死亡的那些事件，人们已经谈论了如此之多，以至于无需再做重复了。但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个死亡并不是一位背对世界、远离所有政治和所有意识形态争论的哲学家由于未认识到他为实现人权所做顽强努力的风险而陷入的不幸偶然。毋宁说这是一位哲学家的最后的和极端的生命之结果，他知道，所有哲学思想都只有在不仅被思考而且被亲历的情况下才会具有其真理性。”(67)

说到底，帕托契卡与胡塞尔一样，都是利科所说的“非政治的思想家”，但政治最终还是赶上了他们。

①E.Husserl,Briefwechsel,10 B nde,in Verbindung mit E.Schuhmann hrsg.von K.Schuhmann,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4,Bd.Ⅷ,S.59.(以下凡引此书信集均只在正文中用括号标明：Hua Brief. 卷数 页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塞里克离开莱比锡去维也纳之前将自己的一个小书桌(或一个小书架)留给了胡塞尔。胡塞尔一直保留这个小书桌，并在它上面工作过很长时间。直到他的同胞学生帕托契卡出现，胡塞尔才于1934年圣诞节将这个书桌转送给帕托契卡，因此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传统的继承人”。参见Hua Brief.I，S.100、利科纪念帕托契卡文章的开篇(Paul Ricoeur,"Hommage an Jan Pato ka",in Jan Patocka,Ketzerische Essays zur Philosophieder Geschichte,Berlin Suhrkamp Verlag,2010，S.7)，以及[捷克]帕托契卡：《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倪梁康译，载倪梁康编《回忆埃德蒙德·胡塞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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