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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讨论区(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契卡,胡塞尔,布拉格伊莉讨论区(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作者：浙江大学哲学系、现象学与心性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倪梁康

内容提要：胡塞尔晚年与他的同乡、捷克现象学家帕托契卡在巴黎和弗赖堡相遇相识，开启了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新章节。在思想上，胡塞尔后期对生活世界和欧洲危机的关注和讨论影响了年青的帕托契卡。在生活上，他们两人都处在二战前后的世界动荡局面中，并以各自的方式最终经历了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总体上看，他们都是不问政治的纯粹哲学家，但政治最终赶上了他们。他们二人始终都是观念力量的信奉者，而且也是观念力量的牺牲者。他们也因此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埃德蒙德·胡塞尔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有一位他的捷克同乡进入他的生活与思想圈中，成为他的学生，这人就是扬?帕托契卡(Jan Pato ka，1907-1977)。帕托契卡的父亲是一位古代语言学家。因而尽管帕托契卡是在布拉格的一所实科中学里接受的实用学科的教育，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中学不需要学习古代语言；但在父亲的帮助下，他很早便具备了扎实的古希腊知识。此后在布拉格大学学习时，帕托契卡的大学哲学老师是捷克哲学家柯萨科(Jan Blahoslav Koz k)。后者是批判的实在论者，也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托马斯?马塞里克(Tommá Garrigue Masaryk)的学生。

世界真小！在与帕托契卡相遇的五十多年前，即在帕托契卡出生的三十多年前，胡塞尔于莱比锡大学注册学习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哲学期间便认识了当时也在此学习的马塞里克，确切地说是在1876年莱比锡的哲学学会上相识的。马塞里克此后成为胡塞尔青年时期的哲学引路人和精神引领者：胡塞尔不仅在马塞里克的影响下终身以哲学为业，而且在宗教上也受其影响而从犹太教(摩西教)转信了基督教(耶稣教)。此外，马塞里克的老师是布伦塔诺。正是在马塞里克的建议和推荐下，胡塞尔也成为布伦塔诺的学生。就此而论，胡塞尔的确有理由将马塞里克称作“我的第一个老师，是第一个在我心中唤起了对世界与生活的伦理理解的人”①。

当然，胡塞尔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老师”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布伦塔诺。他也是胡塞尔与马塞里克的共同老师。他们所共同延续和发展的一个哲学传统可以称为维也纳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条从鲍尔查诺到布伦塔诺、胡塞尔、马塞里克、维特根斯坦直至帕托契卡的思想发展线索来体现的②。

帕托契卡是1929年在巴黎初见胡塞尔的。那时这位只有22岁的布拉格大学学生获得一笔奖学金，正在巴黎学习，而胡塞尔恰好在此期间应邀到巴黎大学讲演。于是帕托契卡“带着激动的心情”聆听了胡塞尔的巴黎讲座，“一同体验了‘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开端”③，因为这个讲座的文本就是后来得到深化和扩展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书稿的最初底本。

通过胡塞尔的学生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和古尔维齐(Aron Gurwitsch，1901-1973)的介绍，帕托契卡在巴黎结识了胡塞尔。胡塞尔似乎当即便邀请他去弗赖堡学习④，尽管胡塞尔此时已退休并将讲席传给了海德格尔。1930年，帕托契卡从巴黎回到布拉格，并在那里于一年后递交了他的博士论文《明见性的概念以及它对意向活动学的意义》⑤。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篇用捷克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一直存放在布拉格大学的图书馆中，始终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被翻译为任何其他文字，而且关于它的论述也寥寥无几，其原因尚不得而知。仅从它的论题来看，这应当是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论文。

帕托契卡在完成博士考试后没有在大学找到工作，因而他最初是在布拉格的文科中学里担任哲学教授，但他一直没有停止对现象学哲学以及捷克哲学的思考。1933年夏季学期，他获得了一份洪堡奖学金，借此而能够赴德国的柏林和弗莱堡进行访问和学习。他在柏林随尼古拉·哈特曼学习并在那里亲历了德国政局的重大变化。随后他来到弗赖堡，名义上随海德格尔学习，但主要关注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当这位26岁的青年来到弗赖堡，出现在74岁的老人面前时，胡塞尔已经将纳粹政权给他带来的“最初的失望和屈辱”⑥抛在身后，能够“带着最令人感动的友善来接待”他的同胞帕托契卡：“啊，终于有这一天！我已经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但一位同胞来到我这里——这还从来没有发生过。”⑦

同样是在这次访问学习中，帕托契卡结识了胡塞尔当时的私人助手欧根?芬克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见到当时在胡塞尔家中做客的一位日本人和一位中国人⑧。帕托契卡后来曾回忆这段在胡塞尔家中做客的经历，并且记录下胡塞尔当时在面对充满敌意和战争气息的欧洲时局以及由国际学生构成的周边环境时所说的话：“我还记得，他[胡塞尔]当时说：‘我们在这里的统统都是敌人。’他指着我和芬克：‘敌人。’指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敌人。’‘而超越一切的——现象学。’”⑨

这里表现出的民族、欧洲与世界之间的强烈张力后来在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思考中一再地被讨论和论述⑩。它是胡塞尔在面对欧洲两次大战之间的危机时对哲学观念一方面与自然的生活世界观点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与自然科学观点的相关性问题上的思考的流露。这种超越性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某种在政治、伦理、法权、社会方面的跨文化、跨民族的普遍性之可能。胡塞尔在一次大战期间便曾面对过这个问题，但看起来他并未能够通过他的政治实践而得出令他自己满意的答案(11)。在面临纳粹政权的残酷现实与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可能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问题。而这次他是从生活世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进行观念史的思考和反省。

关于这个时期的胡塞尔以及他的工作，英加尔登曾在回忆他1935年最后一次去弗赖堡拜访胡塞尔时说：“让·海林晚上到旅馆来看我。我们谈到胡塞尔。海林在那段时间去看过他多次，并且赞叹他的好状态，他的坚定性，以及他对科学研究的不懈的奉献。胡塞尔在此最后的岁月里作为人和作为哲学家变得更加伟大了。他坚信，他的哲学终有一天会拯救人类。他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吗？”(12)

在此期间，随着德国情况的变化，捷克以及布拉格大学1933年后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埃米尔?乌悌茨(13)因其犹太血统而不得不放弃他在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的教职，返回他的母校布拉格德语大学担任讲席教授。关于乌悌茨，帕托契卡回忆说：“他视野开阔，对于精神可能性的嗅觉极其敏锐，而且是一流的组织者。这位以前的布伦塔诺学生并不理解超越论，因此他也就更为强调在胡塞尔那里的具体分析，并且拟订了一个将布拉格建成一个现象学研究中心的计划。”(14)乌悌茨与帕托契卡的老师柯萨科一同在此方向上努力。1934年，“布拉格哲学社团”成立。乌悌茨担任学会的德语主席，柯萨科担任捷克语主席，帕托契卡成为新成立的哲学社团的捷克语秘书，胡塞尔的另一位学生兰德格雷贝担任社团的德语秘书。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个社团逐渐建立起与国际现象学运动的联系并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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