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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莉讨论区(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契卡,胡塞尔,布拉格伊莉讨论区(胡塞尔与帕托契卡的生活世界)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步胡塞尔之后尘，帕托契卡本人也成为这种观念力量的信奉者，并在四十年后也成为它的牺牲者。

胡塞尔去世近一年后，他的遗著《经验与判断》(31)在布拉格学院出版书局得以刊印，但未及发行。它是“布拉格哲学社团著述”系列的第二辑，而第一辑就是前述帕托契卡和兰德格雷贝的两篇纪念胡塞尔的讲话。与贝尔格莱德的流亡杂志《哲学》一样，这家书局也是一家流亡出版社，由一位从德国流亡到布拉格的犹太出版商创立。当兰德格雷贝于1939年从出版商那里拿到《经验与判断》的第一本样书时，德军的坦克已经开进了布拉格城区(32)。帕托契卡回忆说：“而后除了少数几册之外，它们都被没收和销毁。战后我还能够为兰德格雷贝提供一册样本用于重印。”(33)

帕托契卡在完成任教资格考试后曾在布拉格大学哲学系担任了三年的无薪讲师。1939年德国入侵之后，所有捷克高校都遭到了关闭。在此期间，为了养家糊口，帕托契卡继续在布拉格的各个文科中学中任教，直至1944年。

在德国占领期间，帕托契卡仍然在思考胡塞尔的“敌人”与“超越一切的现象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一方面强调捷克精神史与德国精神史的联结，另一方面又突出捷克思想的自立性，同时坚信捷克精神的欧洲使命在于为东、西欧提供中介。”(34)根据耿宁的回忆，帕托契卡始终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属于西欧而非东欧(35)。他的这些思考在当时引起许多批评。在战争结束前他就已经失去了在文科中学的教授职位，作为隧道工人而被拉入全面战争中。

二战结束后，帕托契卡在捷克的高校重建中重回布拉格大学，继续作为无薪讲师开始他的教学工作，开设关于古代哲学和黑格尔的讲座。在此期间他也开始关注和讨论当时在德国和法国盛行的生存主义(Existenzialismus)思潮的论题。他曾一度有希望得到布尔诺大学教育系的哲学正教授职位，但最终未果。因为在1947年苏联和美国进入冷战状态之后，继许多东欧国家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执政也于1948年结束，在思想领域中与西方的接触和交流也被中止，帕托契卡作为亲西方的学者无法再被聘任，甚至在1950年他还不得不离开布拉格大学。

帕托契卡此后首先在马塞里克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而后图书馆关闭，他很难再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靠一些翻译工作和教授补习课程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36)。此后由于帕托契卡在捷克教育家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A.Comenius)方面的专业知识，他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科学院教育学研究所聘请参与夸美纽斯著作集的编辑工作，并在此期间撰写和发表了关于夸美纽斯的一些研究文章。他论证了夸美纽斯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而且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37)。夸美纽斯对帕托契卡的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对待西方国家的政策有所松动，其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联系也逐渐恢复。1964年，帕托契卡将他那些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的和历史的研究论著结集，以《亚里士多德：他的先驱和他的遗产》为题(38)，作为第二篇任教资格论文提交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科学院，并于1967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科学博士。

通过兰德格雷贝、梵·布雷达等人提供的帮助，帕托契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能够应邀到东西欧各地的大学参观访问并担任多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此期间也曾到梵·布雷达主持的比利时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兰德格雷贝主持的科隆大学胡塞尔文库、芬克主持的弗赖堡大学胡塞尔文库访问参观。当时(1965年)在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工作的博士生耿宁因此而认识了帕托契卡，二人开始了一段忘年之交。在其尚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耿宁写道：“在胡塞尔所有重要的学生中，我感觉我与扬·帕托契卡关系最密切。他是一位出色的独立思想家、伟大的胡塞尔哲学学者，也是黑格尔哲学学者，由于研究和翻译作为卡尔·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的黑格尔，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权下还有可能在科学院里进行哲学活动。不过，帕托契卡的为人给我留下更为深刻印象的是，尽管他在哲学上的伟大，或者毋宁说，恰恰因为他在哲学上的伟大，他格外谦逊。”(39)在回到布拉格之后，帕托契卡在1965年7月16日和1970年1月30日期间与耿宁有通信往来，共致函八封和明信片一封，一共24张手写页面。耿宁曾委托笔者将其中四封信转交给布拉格的帕托契卡文献馆，并将另外四封信与一张明信片转交给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馆。

1968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政治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68年进行的改革)。在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改革失败，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实行“正常体制”，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西方思想影响。随后有大量的难民涌向西欧，其中包括许多精英知识分子。虽然这年帕托契卡在布拉格大学终于获得了一个正教授的位置，但四年之后(1972年)他便过早地被强制退休了。按照利科的统计，在获得任教资格后的三十四年里，他只有八年时间被允许公开授课(40)。帕托契卡没有选择离开祖国，而是留在布拉格继续在自己的住宅内教授各种哲学课程。他的听众中常常有手工艺者、锅炉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曾是哲学教授或哲学学生，在后来的政治清洗中被迫离开自己的精神文化岗位，以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41)。听众中还有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的第一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

在此期间，虽然帕托契卡已如胡塞尔晚年不能在祖国发表著述一样，也无法在捷克出版自己的作品，但他仍然在西欧，尤其是法国和德国发表了诸多著述和文章，其中的一本《哲学史的异端散论》“在七十年代早期以十二个抄本的方式散布开来，此后成为东欧最有影响的哲学作品之一”(42)。利科认为：“在《哲学史的异端散论》最后几页上的‘震惊者们的团结’之动机更接近于夸美纽斯所提供的绝望的慰藉，而非海德格尔的面对死亡的决断和尼采在虚无主义时代中对超人的寻找。”(43)

与此同时他的任教资格论文的法文版《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于1976年出版。他也曾计划对他的《自然世界作为哲学问题》进行加工，主要是关于语言的第八章，同时关注雅各布森在结构语言学方面的贡献(44)。他于1976年已经在鲁汶大学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他讨论雅各布森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文章(45)。1976年鲁汶大学胡塞尔文库出版了帕托契卡六十五诞辰的纪念文集《人的世界——哲学的世界》(46)。帕托契卡在纪念文集的卷首发表了他的胡塞尔回忆(47)。1976年和1977年是帕托契卡的丰收年头，他在国外思想界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他在国内所受的监视和限制也越来越明显。

除了晚年两人都不能在国内发表著述之外，帕托契卡与胡塞尔晚年遭遇的另一个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后来都被禁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胡塞尔于1937年被禁止去巴黎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哲学大会(cf.Chronik，S.486)，而帕托契卡在最后几年里也被禁止出国参加会议和领取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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