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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的意思)-斗士的意思
造园,园林,注释(斗室的意思)-斗士的意思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对《园冶》译注的要求高（张家骥《园冶全释·序言》）
我们中国人对译注有“信、达、雅”的要求，这是个很高的标准。古籍今译,不仅要求注译者有较高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汉语水平及训诂能力，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较深的文化修养。像《园冶》这样一部很难读的古籍,作为中国造园学的理论专著，单从文字本身的意义去解释，只能是望文生义而已！
要解释中国的任何一种艺术理论，都必须首先要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特点，各门艺术之间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的关系，及其在思想体系上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上艺术实践过程，从而把握其特殊的艺术创作思想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与物质生产和人的财富密切联系的建筑和造园艺术来说，还需要从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大体上了解不同时代的人的园居生活方式，才能从整体上联系《园冶》文字所表达的精神去理解。
任何古籍，都是用我们今天所不熟悉的语言，在我们所不熟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实践活动中写出的，所以需要注释。对古籍的解释，不论属何文体，一般都存在两类问题，即意义的不足和意义的难定。
1、意义的不足
意义的不足，是由于文字过于简约，以致今天难于把握其意义，需要用现代的语言，加以补充解释。要作补充解释，就必先理解原义，这就要从造园学角度，整体地把握《园冶》的思想精神。当然，整体的意义,得从它的个别成分中得出，而个别的成分只有联系整体才能得到理解，这就是解释的辩证法。对一个词，它的舍义、强度、微差，只有同它意义的上下文联系在一起，才能准确的把握；句意亦如此。
2、意义的难定
难定是因为多义，或者说是意义的过剩。主要是指《因冶》大量用典而言。典故或寓言，是人们凝思冥想的精粹，是人最有想像力的表现。而正确的解释用典的意义，不仅给人以启发，并丰富人们对艺术“意境”的想像力。不但艺术创作和欣赏中需要想象力，就是在科学研究中，也离不开丰富的想像，爱因斯坦就认为：“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上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像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中国的诗文，历来非常讲究用典。典，分事典与语典,事典是古代的故事，语典是前人用过的词语，有来历和出处的。典的用法又是富于变化的。明人高琦在《文章一贯》中，总结前人用典有“用事十四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用、反用、明用、暗用四法。不管怎么用法，都不是为了说明典故本身的意义，而是作者借用事以抒发自己的感兴和情思，典故只是一种隐喻或暗示，否则就无法表达其意义。这就是说，注释古籍，不知出典的原义，固然无法解释，只知典的出处也不一定就能准确解释。这还须了解作者用典所暗示的对象,他要说明表达的意向何在？
显然《园冶》用典离不开造园学这一总的思想精神，但也要据文义分析是表达园林创作的思想方法，是比喻园林创造的景境，还是誉扬或抒发园居生活的道德情操或逸志闲情等等。
如《题词》中的“常以剩水残山，不足穷其底蕴”句，就引用了“剩水残山”的典故，是画史上南宋山水画家马远，作画只画一角，有“马一角”之称；夏圭构图多画半面，而称之为“夏半边”，后人评这种非整体构图，简率而澹逸的画法为“剩水残山”。这里仅用以比喻当时计成所造之园，规模较小也就是“片山斗室”的意思，故云：“不足穷其底蕴”也。
三、《园冶》解读的现实价值（张薇《园冶文化论·导论》）
张薇先生《园冶文化论》
1、《园冶》国内研究
《园冶》问世已逾370年。迄今总体上是备受国内外有关人士所关注，但对它的研究和认知，并非一帆风顺，甚至经历了跌宕起伏、曲折艰难的过程。纵观《园冶》研究历程，大略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为明清之际《园冶》问世及沉埋阶段，第二为20世纪初至建国之前《园冶》研究起步阶段，第三为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园冶》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第四为改革开放以后《园冶》研究进人全新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前文“《园冶》的流传与版本”已提到，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阶段：20世纪初至建国之前《园冶》研究起步阶段
此阶段前文“《园冶》的流传与版本”已略有提到，这里再展开叙述。20世纪20年代初，陈植先生留学日本期间得见《园冶》，开现代中国人研究《园冶》之先河。这一时期《园冶》研究的特色为：
一是中国学界知道《园冶》者甚少，潜心研究者寥寥。该书幸存于国内的极为罕见，直到1931年《喜咏轩丛书》收录《园冶》后，才有少数学者开始研究《园冶》。因时值战乱频仍之际，社会动荡，国运维艰，无造园条件，客观上未形成学术氛围。
二是有了考察计成与《园冶》专题成果问世。如20世纪30年代朱启钤撰“重刊园冶序”，阚铎撰“园冶识语”，20世纪40年代陈植撰“记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氏”等。其中，陈植先生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
三是开始援引《园冶》，运用“造园”这个概念，造园始为一种新的学术。陈植早在20世纪20年代首次运用，并在《造园学概论·自序》中称：“造园之名,余于拙著《观赏树木》、《都市与公园论》及关于造园问题各种短篇论著中，屡与国人相见矣。不谙其辞源者，当亦以我为日本用语之贩者耳！抑知日人亦由我典籍中援用耶？斯典籍为何？乃明季崇祯时计成氏所著之《园冶》是也。”之后，陈先生结合教学工作，研究《园冶》，逐步发掘《园冶》价值。如他在论文“筑山考”中指出：“我国有造园术，虽由来已久，然为系统记述而成专书，实自计氏始也。日人尊之为世界最古造园专籍，洵不诬也。”
四是将《园冶》中的“造园”词与英文术语landscape architecture对译而成为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术语，这为造园学科的确立和远播西欧奠定了基础。如《园冶》被瑞典造园家奥斯瓦尔得·西润( Osvald Siren)在《中国庭院》一书中引用，之后《园冶》又被译成英语，使《园冶》走向了世界。
第三阶段：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园冶》研究的曲折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掀起建设高潮，园林建设也开始起步。这种新的局面，激发了园林学界的学术热情，对《园冶》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前期，即建国至“文革”前，以陈植先生为先导的园林界为数不多的教学科研及实际工作者，结合实践重新学习和研究《园冶》。其特点一是1956年由城市建筑出版社重印《园冶》之后，读者和研究者明显增多，形成研读《园冶》的第一次小高潮，在提炼《园冶》造园理论的主要观点方面，有了进展。当时，对《园冶》价值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肯定的，代表论文主要有余树勋的“计成和《园冶》”，张家骥的“读《园治》”等。另一种则是持批判观点，主要有“关于《园冶》的初步分析与批判”一文。这阶段的后期，由于十年动乱，人们无暇顾及《园冶》，惟有陈植等极少数学者孜孜以求，未放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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