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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间加三点水念什么(行字中间一个三点水念什么字)
初版,藏书票,日本行中间加三点水念什么(行字中间一个三点水念什么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初秋的品川站。我居然碰到了久违的北明,当时他正把脑袋探出车窗。……他要去大矶,说当晚会在友人的别墅借宿。于是,我们便一直聊到我下车的茅崎站。
他说手头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就绪,换了一拨人马,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说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接过来,我便对他端出难产了五六年之久的《藏书票之话》的选题。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出版项目,故打算未来两三年内,先把手头积压的项目清理一过,再回过头来做这本藏书票。不承想,刚出了六七本,就轮到了拙著。六月,做出付诸印刷的决定之后,他强忍着三期花柳病带来的痛苦,四处寻找优质的纸张,从一间纸店转到下一间,好歹算凑齐了印务所需的十数种豪华纸。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的“目次”后面,是限定版的编号页(“五百部限定出版”)。在那页上,除了用红色铅笔手写的编号之外,还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纸张的种类:共列了九种纸,多为洋纸,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种。要知道,在昭和初年的日本,纸张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控。如果没有梅原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难以想象会有如初版本那样的美本问世。关于这一点,只消看一下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纸即可明了。
用纸之考究自不待言,印装之高标、上品也堪称现象级。四六倍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十六开)开本,精装函套,纯小羊皮封面,手工压回纹,书名四色烫印,天金(即上书口烫金)。内文采用双色印刷,根据不同的纸张,分别以四种印刷工艺——活版、丝网、珂罗版和木版来呈现藏书票之美。其中,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帧藏书票是原拓贴付:纯黑的奥地利罗纱纸上,印有绿丝栏边框,书票贴在边框正中或略靠上处,翻阅时,有种捧读老相册的效果,也成了初版本的卖点之一。
斋藤作为“书痴”,本是对装帧极其挑剔之人,但因为书稿托付给了北明,而不是别人,便一百个放心,稿本和图版脱手后,就去温泉旅馆躺平了,可偏偏这次出了差池。北明那边做了该做的一切,自以为万无一失,看到部分印成品后,发觉书脊的烫金书名——拉丁文“藏书票”的拼写错误:“EXLIBRIS”写成了“EXLIBLIS”。立马改正,余下的部分应是正确的拼写——“EXLIBRIS”。错版的大部分,用德富苏峰题写的书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印在条状小羊皮上,再把烫金印条手工贴到书脊上,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两张皮”,即使用手触摸,也几乎觉不出厚度差。
发现误植后,书脊用德富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
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处误植。说到误植的原因,也颇耐人寻味,可以说相当“日本”。斋藤本人通英文,还用英文出过关于藏书票的书(《日本的藏书票》,明治书房,昭和十六年版),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业(中退),本身就是翻译家,按理说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但一方面藏书票在日本落地未久,还是舶来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日语的发音“R”“L”不分,听上去都像是“li”。也许是通英语的梅原,为了规避日人发音上的问题,刻意把“R”写成了“L”,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当然这是笔者的揣测。
就结果而言,经过及时的补救、止损,对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又多了一个版本。于是,问题就来了:《藏书票之话》的初版,到底有几种版本?各印了多少部?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各种史料相互抵牾,莫衷一是,以至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开始松动、游离,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对不同时代的各路说法稍加梳理会发现,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两点: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编号版,二是五百部之中,又分成几个版本,分别印了多少部。前者俨然已成“共识”,而关于后者,却始终言人人殊,众口纷纭。如日本书志学者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一书中写道:“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装帧,其余为赤褐色全真皮装帧,精美绝伦。”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说:“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源自斋藤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记述——客观上,“系铃人”同时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首先,在初版本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共有四项记述,第一项“明细”载:“十二部由私人分发,四百八十八部豪华版发售”(——内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源于此。可在初版自序中,斋藤又写道:“当然本书的受众只是少数笃志博学者,印数仅限五百部。其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语。费用也略高。”其中的“超特版”应该就是指“私人分发”的版本,但数量不是十二部,而是十部;所谓“特制版”即“豪华版”,数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而是四百九十部。樋口直人显然注意到了作者的两种说法,但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他并无准谱,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十一部”——此乃笔者的推测。
学者止庵也注意到了斋藤两处记述的自相矛盾。他在《游日记》一书中写道:
书中著者自序(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关于两种版本的数量亦是同样说法(指超特版十部,豪华版四百九十部的说法——笔者注)。但标明“五百部限定出版”的一页则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该页署“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装幀并出版者識”。
但他认为,同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记述,“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就是说超特版从当初计划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而豪华版则从四百九十部缩减至四百八十八部,但初版本总印数不变,仍维持五百部。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只印二十部)
《藏书票之话》改版本(普及本),书屋展望社1930年版
关于这两处记述,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关注的细节:这是两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人。出现在前面的自序(时间也在前),署名是“著者”,即斋藤昌三;出现在后面(时间也靠后)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署名是“装帧并出版者”,即梅原北明。著者与出版人的记述出现于同一本书的同一版中,且内容不一致,十分罕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如止庵先生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出版过程中”的“调整”,这我也说不好。但最后是否真做了“调整”,结果如何,且容后叙。
初版本中虽然提到了两个版本,但点到为止,并没有对超特版的详细介绍。关于那个神秘版本的具体情况,包括出版的缘起等,著者日后在其他场合,曾做过一个说明:
梅原北明出版的最初的《藏书票之话》(指初版本——笔者注),实际上出过三种。基本款是茶色全皮精装本,因书脊文字“EX LIBRIS”中出现了误植,结果用日文题字贴上——此种占大多数。其次是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出了二十部。以上这些就是初版本的五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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