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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间加三点水念什么(行字中间一个三点水念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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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藏书票之话》作者、少雨叟斋藤昌三与文鸟（摄于1953年4月25日）

而与鲁藏《藏书票之话》同样的版本，周作人也曾入手过一本：

357. 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东京：书物展望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扉页朱文方印：苦雨斋藏书印，羊皮书脊，书脊破损严重，黄色纸面，印五百部，有店标：玉英堂书店Tokyo神田店 本乡店。（周运《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合丛书”，2021年11月版，550页）

六合丛书·《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社2021年11月版

那本书显然是购于玉英堂书店。周应该是那家店的老主顾，《知堂藏书聚散考》中颇不乏购自那家店的记录。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是书街核心中的核心。作为一家专营文艺珍本的古书店，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本乡创立，神保町店开业于大正十五年（1926），现任店主斋藤孝夫是传奇的“神保町古书鉴定第一人”、已故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不过，知堂所藏《藏书票之话》，到底是本人所购还是受赠于人，尚不得而知。至于入手的时间，据止庵先生代为查证未公开的周作人日记，给我的回复是：

1941年2月9日：“得玉英堂寄书一册。”后列“斋藤昌三 蔵書票の話”。

甭管周作人入藏此书的确切时间，根据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的决议精神，“知堂藏书于1947年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周运语）。自此，这本“圣经”从大陆的传媒视野中彻底消失，重新“浮出水面”已是近半个世纪后的事。本文开头说到九十年代初，吴兴文先生在北京拜会范公后，约定由范公“请人把斋藤昌三著作《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吴先生答应“为他找人出版”。彼时，范公已经把手中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送去装修”，而那本“装修”过的初版本，应该就是三十年代初，叶灵凤受赠于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后辗转流入范公之手，“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陈子善语）。

在北京见过范公之后，吴先生似乎受到鼓舞，“回程路过香港时，我一时心急，先向黄俊东借来该书的修订版（背革装，内容和初版本一样，但多了一款藏书票）”。在此需补叙一下，谁是黄俊东？陈子善先生在《藏书票之话》中文版的序文中写道：

香港书话家黄俊东，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美意，黄俊东得到了一部《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如获至宝，曾撰《藏书票之话》一文记其事。……虽仅千余言，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藏书票之话》的文字。

不料，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1997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后吴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一本还给书主，一本自己留用。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初版本”，似有误，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即“背革装”（真皮书脊）的“修订版”，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无编号。

这基本就是这本“圣经”自出版后，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从二周到黄俊东、吴兴文，所藏均为“修订版”，只有叶灵凤、范用保有初版本，且为同一本书。那么问题来了：《藏书票之话》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斋藤昌三写道：

《藏书票之话》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去年（1928）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只待印刷，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惭愧的是，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索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

文字不长，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首先我们知道，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1924）便已开始运作，可谓命途多舛。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原文是说：起初，温故书店的坂本“抱着亏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最后还是撂了挑子。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可想而知。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是《文艺市场》杂志的主要发行商，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斋藤。《文艺市场》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大正十四年（1925），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素以选题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称，销售虽然差强人意，却屡遭“发禁”（发行禁止）处分，前途堪忧。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签，经济处罚不在话下，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有时不得不躲到“东亚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胆从事“知识生产”，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被称为“我们的梅原”。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当然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最靠谱的发行商”，顺带着把自个的“私货”——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

“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1901—1946），摄于1934年8月6日

不过，客观地说，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最好的业绩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入会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其后便每况愈下，会员数始终不过百。作为出版商，坂本担心《藏书票之话》没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上《文艺市场》杂志连遭发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1927）9月，北明在编完《文艺市场》九、十月号合刊后，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编辑部迁移通知”，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酒井洁三人联署：

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杂志，做满两年，感觉连敷衍都腻了。鉴于此，我们终于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来到了“世界的浅草”、言论自由之都上海。

至此，这本满打满算存活两年，共出了十九册的文化刊物寿终正寝。不过法律上，出版社还在。在上海的租界区，北明编辑、出版了印度《爱经》（The Kamasutra），因系在沪刊行，全书无删节，无代字符（指有些需避讳的敏感词用×、△、○等符号替代），读起来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但毋庸讳言，这同样是一本禁书。

翌年（1928）春，北明甫一回国，即遭拘捕，获释已是夏天。同年秋，斋藤与北明在品川车站不期而遇。斋藤在《我的坏蛋朋友北明》（轍悪の友北明）一文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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