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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间加三点水念什么(行字中间一个三点水念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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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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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

有一类书名气甚大，史上被过多谈论，但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所论也不无讹误或自相矛盾处，以至读者始终不甚了了——《藏书票之话》就是这样的书。此书问世九十三年来，因造价高、印数少，存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且多庋藏于私人书箧，即使偶有在古书店或拍卖会等场合一露“峥嵘”者，也是标价奇昂，殊难与一般文人书客结缘，几成一部湮灭于世纪烟尘中的奇书。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日文初版本（文艺市场社1929年8月版）和中文版（魏大海译，七楼书店·金城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据台湾地区学者吴兴文先生在《我的藏书票之旅》中记述，九十年代初，他首次来京，去东总布胡同拜访出版界大佬范用先生：

他为我展示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书刊。当时我曾和他约定，等他请人把斋藤昌三著《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并把送去装修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取回，我就为他找人出版。（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三联书店2001年8月初版，267页）

由此可见，至少在三十年前，海峡两岸的出版人便有把这部书译介到华语世界的打算。其间种种蹭蹬，秘辛鲜为人知。直到2021年8月，《藏书票之话》终于被迻译成中文，由中图网·七楼书店出品，金城出版社付梓，总算揭开了蒙在这部奇书上的神秘面纱，了却国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愿。

《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广告语，如“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力作”“东方藏书票的圣经”“亚洲藏书票研究的开山之作”，及“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收藏此书，或写一篇关于此书的长文，便是极大的‘与身份不符’”等，除了连续五个惊叹号显得用力过猛、“鼻祖”说略嫌证据不足之外，应该说大致是靠谱的，这部书确实当得起那些名头，有些其实就是当初日文版刊行时的宣传语或业界评价。译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译家，以译文晓畅而著称。可饶是如此，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摆着的事实：

此书作为“藏书票圣经”，文字只是内容之一，藏书票及其呈现的方式和作为文图媒介的书本身的物理形态，也是重要的面向。而就这个面向来说，中文版之逊于原版，真不可以道里计。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画，中文版基本上只是一帧速写草图而已。单就开本而言，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装，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导致内页画幅过于袖珍，加上用纸一般、印刷品质不高，原书所呈现的藏书票之美被折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历来主张，对域外书籍，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评的珍本佳构，要么别染指，若要引进则宜贯彻“拿来主义”，力求保留原汁原味，否则意思就不大，此一例也。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编号页（No.431）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一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世界对这本“圣经”的阅读，几乎可以写一本《〈藏书票之话〉受容史》。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

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范用《书香处处》，294页）

叶文启蒙了范用，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则源于斋藤昌三。确切地说，是斋藤和一本叫做《版艺术》的东洋版画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让叶灵凤知道了“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

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搜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叶灵凤《藏书票与我》，载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3日）

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1932到1933年之间，“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叶文中提到的“爱好藏书票的组织”，应该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输出日本藏书票，同时引进海外的藏书票，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而在那之前，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从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但在筹备阶段，因斋藤、丰仲二人不睦，无果而终。

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藏书票之话》，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颇具启蒙之功。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

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1936）5月出版的书话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据陈子善先生调查，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题外话。就《藏书票之话》而言，先于叶灵凤，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鲁迅日记》1930年6月13日记载：“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不过，鲁藏《藏书票之话》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无编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应该也很早就被斋藤昌三圈粉。据学者周运在《知堂藏书聚散考》中对现存于国图外文书库中的周作人旧藏的发掘、整理，周至少藏有四种斋藤昌三的编著，如“1930年7月14日购买过该作者的《变态崇拜史》”，还藏有《近代文藝筆禍史》（东京：崇文堂，大正十三年[1924]一月。扉页朱文方印：周作人）一书，并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引用过其内容。“1933年11月6日在东亚公司购有斋藤昌三编的《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东京：粋古堂書店，昭和七年[1932]十一月），此书完全替代了《近代文藝筆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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