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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之谈什么意思 不经之谈的稽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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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同治年间崇义县署的基本格局

比对联和诗句更为轻松的创作，是题写横额，或一字，或俩字，或三四字不等。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金粟堂’额成，长联亦至，空斋默坐，觉‘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二语，确切此境”则表明，联匾的经营是物质建设，所带来的成效却是一种精神享受。以联匾等命名之后，这方空间就属于作者。无论记事或是作文，这一方天地从此都有了明确的标记。周长森命名心范斋、金粟堂等之后，日记中即有“静坐心范斋”（八月十四日）、“金粟堂桂花盛开，香气喷射”（八月十七日）等记载。通过联匾命名，这些景观也因名而生意，最终成为吟咏的对象和媒介。如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周长森即作诗《夜坐心范斋书怀》。

《莅官日记》中之所以记载大量的联语，除去上述所载周长森个人喜欢作联，联语具有丰富的意涵之外，还与联语在清代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际往来和社会关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有关。

和诗歌一样，对联也是相当重要的社交媒介，清人日记中关于往来赠送对联的记载极为频繁。在周长森《莅官日记》中，如同治九年九月十一日 ，“午后，宴幕客于心范斋。作各处楹联”。对联在此是作为一种礼物，在社交圈内传播。对联的赠送，因而也成为周长森有意识地经营地方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长森连写四副楹联，其中两副赠送给书院刘山长，一则祝刘山长八十诞辰，另一联则在赞扬刘山长之余论及二人关系为“蓉江诗为旧交吟”。此外两联，一是赠送给桶冈监生朱涌泉，另一副对联则赠送铅厂处士罗二桐。其中有的是祝寿，有的则纯是勖勉。这表明，对更为基层的读书人而言，对联是维持关系的有效媒介。

对周长森而言，许多对联是被动的产物，另外一些对联却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以过年时所需的对联为例，一方面这是传统年俗的规定内容，另一方面，周长森也借此推广春联。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课家僮书春联，各拟新语”。十二月二十七日，“制春联，命家僮书之，粘于内外楹。命各庙及科房皆张灯庆贺，以地方僻陋，稍化以文明，为升平景象也”。周长森日记提及“化以文明”，未知具体所指，可能隐含的意思是，崇义县城偏僻，一些地方甚至没有贴春联的习惯；另一层意思则是他意在通过春联内容宣示教化。当然，与春联配合发挥文明教化作用的，还有衙署各房张灯庆祝，共同营造出的其乐融融的升平气象。

周长森所作大多数联语的教化功能都是较为隐晦的，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不过，另有一些联语则与地方事务密切相关。

对周长森这样的地方官员来说，创作对联不仅是为了制造礼物，而且也是一种行政事务。有相当多的对联即来自崇义县民众的请托，民众在完成地方建设工程（修庙立学、修桥铺路等等）之后，为了给这些工程寻求官方庇佑，往往请其办理。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周长森住在万寿宫，“寺下又真君庙，土人醵钱修辑，廓而大之，以匾联为请；余诺之，且允作记刊碑”。一个多月以后，周长森果然遵守诺言，为许真君庙题写联匾。同治九年五月初六日，周长森接连作了五副联语，包括绅士杨仁琛修路建“镇崱楼”，地方人士修建许真君庙，地方名胜通安阁、青莲庵等。联语由此成为表彰地方绅士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地方建设工程所不可获取的文化符号。

在成功处理地方事务之余，联语还成为周长森记载这些事务的重要标记。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周长森处理了崇义秀罗村的一桩同族恶讼案。事情的起因是秀罗村王氏为村中巨族，后代分为三支。其中上村一支有南宋时期的古坟，坟旁有大树被风吹折，于是砍伐树木。下村的王氏则认为树旁的地方是他们的“社”基，坚决不肯让步。下村村民还在王槐珠带领下，携带军械威胁上村。于是上村人前来县衙控诉，周长森原拟调解，不料下村也来控诉。于是，周长森奔赴两村，对着数百人当堂断案。最终通过谱牒文献查明“坟无碑，社无界”，于是断令上村占有地基，但不存在“社”；上村可以祭拜古坟，但不可再葬，树木砍伐后不能再种。两村百姓对此心悦诚服。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也就此画上句号。定案以后，周长森“命两造各立一旁，族证举觞为礼。饮毕，赠以联句，云‘木本水源，三族联为一气；上和下睦，片言永定千秋。’跋云:‘同治十年三月下浣，余以公事抵秀罗。适王氏族众以小嫌涉讼，为之冰释。爰举俚语，成二十字赠之。俾三族各制一联，悬诸祠宇，庶几世世子孙，毋负长官之厚望也。’”此时周长森制定的对联，无意中承担了三项功能，第一，承担了官方案件调解书的作用；第二，在王姓三族内起到契约文书的作用；第三，成为秀罗村王氏三族集体记忆的元素。

与诗文所呈现的周长森的孤独的文学世界相比，对联在周长森执政崇义县的过程中，显然扮演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角色。对联不仅帮助周长森经营与地方绅士的关系，也深度参与他在崇义的各项行政工作。这些对联显著地展示在地方重要的遗迹和其他景观中，成为周长森宣示权威，推行教化的手段。而民众从简明扼要的对联阅读中，也能部分感知行政的趋向。即便他们仅仅只能“观看”对联，也将从对联在场所中的重要位置生发尊敬之情。对联由此成为基层官员与民众为数不多的文字沟通管道，也因而镶嵌在基层日常行政运作中，参与了政教的宣传教化活动。

四、处于文学边缘的知县阅读的意义

同治年间，就文学世界而言，周长森无疑是一位边缘人物；就政治世界而言，周长森在崇义县却是当仁不让的中心。政治领域内的中心与边缘视角，用于研究周长森的日记，很有可能走向一个历史学的问题。若从文学角度考察周长森的日记，则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却又乏善可陈。然而，如果将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置于他整个的“文字世界”之中，则可能见出对历史和文学研究均有启发的题目。

首先，周长森的文字世界既能反映主流文学世界与“杂字世界”的交流状况，也有助于看清它们之间的隔阂。这就为重新思考明清识字率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出路。

一般民众的识字率问题是明清研究长久不衰的话题。研究者可能普遍预计这样一种立场，文字不仅是庙堂的，也是属于民间的。于是，一道鲜明的阶层分界线就轻而易举地划分而出，那些参与科举考试的人，显而易见地被划入识字的群体，被列入识字群体的统计数字之中。这种划分简明扼要，却也让科考路上的读书人被之后的研究搁置一边。人们转而关注“不识字”的民众，从杂字、日用书等角度，考察科考以外百姓的文字世界，即人们更愿意关注费孝通所言的“文字下乡”问题。如果以传统的庙堂和江湖来划分这种研究的分界，似乎科考路上的群体属于文字世界的庙堂阶层，而科考以外的一般民众是文字世界的江湖人士。在一种研究眼光普遍“向下”的时代，此类倾向无可非议。可惜，在识字率问题上被边缘化的读书人群体，同样有他们的关于文字的问题。这些读书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而更为广大的读书人群体，同样从事许多文字工作。他们也写诗，也作文，然而所作诗文看起来是在文学世界的边缘，而最终的输出对象又恰恰是一般所谓不识字的民众。这就赋予这部分人的文字以独特的价值。这部分人可能是知县、衙役等等，他们的文字贡献，既不属于主流的文学世界，也不属于民众的杂字世界，却又游走二者之间。这种边缘属，令知县等人（如周长森）的文字世界别有魅力。就主流文学世界而言，这些文字是可以视作“文学下乡”活动的产物，是主流文学世界在基层的展演；就民众的杂字世界而言，这些文字又是“文字出乡”的反映，即这些文字能够部分折射民众的基本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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