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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之谈什么意思 不经之谈的稽是什么意思
日记,同治,对联不经之谈什么意思 不经之谈的稽是什么意思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同治六年《崇义县志》(汪宝树等人纂修),国家图书馆藏
与文章不同,诗歌有着更为私人的属,是表达个体情更为自由和方便的文学体裁。对周长森这样的清代基层官员而言,人生始终在路上,行旅是生活的常态。对周长森这样仆仆风尘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他的相当一部分诗歌也是“在路上”诞生的。以《北上日记》为例,在不适宜读书的陆路行程中,周长森创作了不少诗歌,其中尤以题壁诗较为突出。同治六年五月三日,周长森抵达李家庄,读到旅店壁间某女史诗,觉得“清婉有致”,于是赶紧抄录下来。其中江都汪子仪的诗歌勾起来他的回忆,于是赶紧在壁上题诗一首,末联云“为问丁吟诸女伴,挥毫亲见有谁曾?”第二天,周长森行抵半城旅舍,吃了麦饵瓜蔬。又不禁题壁云:“蒲香谁泛酒,食饱又长征。佳节中天届,劳人触热行。狂风迷日色,崩石走雷声。问询入山路,崎岖第一程。”他把一路的行旅概况描摹而出。就这点来看,诗歌源于旅途,诗歌创作在路途上,而诗歌最终也呈现于旅途中旅舍的墙壁上,最多在行旅日记留下一份副本。对清代第一流的诗人,或者想在诗坛努力奋斗的诗人来说,他们在此可能面临极其艰难的写作困境,即“选取日常题材来写作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可写作一旦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庸常,就是自我超越的绝对障碍,这时,如何抵抗日常经验对诗歌的风蚀就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首要问题”。(蒋寅《生活在别处——清诗的写作困境及其应对策略》)但对周长森这样的文人而言,他从来不把这种生活化的诗歌写作视作难题,因为他从不反思这种写作有什么问题。对周长森来说,诗歌从旅途而来,诗歌也回归旅途。他在写这些诗歌时,一点也不担心过于沉溺于庸常的生活,而仿佛有些享受地沉浸其中。
对周长森而言,诗歌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他在崇义的诗歌,大半都在路上创作。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在崇义任知县时,他的诗歌遍布崇义大大小小的地方。例如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前往尚德里查验命案等,度过五爪岭等地,即有《途中偶成》《雨中度五爪岭》等诗。其中《途中偶成》诗第三联云:“村农夹路看官长,野店逢墟闹里邻。”颇为纪实。这些诗作多诞生于办理公务路上,以艺术成就而论,固然不佳。但就周长森个人而言,诗歌却忠实记录个人的行踪,也一并记载了施政的举措。如同治九年正月十二日日记云,“课僮插芙蓉十余枝于河侧;园东修竹,为荆棘缠蔓,芟之;移桃树种于庭南,补地之隙”。此时周长森修葺县署园圃,日记即载有四首《即事》诗,记录此事。其中第三首诗云:“呼僮剪竹插桃枝,位置园林四面宜。别有扶良锄恶意,删除荆棘莫教迟。”周长森所作的诗歌与日记均记载此事,可以视作经营园林的两种文体。这一事件既用日记的闲笔端记载,也一并通过诗歌写出,可见,在周长森心目中,诗歌与日记一样,同样是日常文字输出不可或缺的渠道。于是,周长森的文字输出的两项日课就摆在面前,一是日记,一是诗歌。他的日常文字输入,就是那源源不断的阅读。围绕文字,周长森不断输入,不断输出,努力维持日常文字世界的一种平衡。
在很少有机会和人交流诗歌、文章的崇义县,周长森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字工作,一方面写作私密的日记作为备案,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维持自己的文学世界。从日记记载来看,周长森的诗文创作在当地没有激起任何反响,在文学史上,更无法占据什么地位。无论他在日记中如何自得于自己的诗文,都只是个人的独白。对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而言,他前往崇义县本身可视作一次“文学下乡”,可惜并不算成功。离开崇义县之后,周长森的文学交游似乎重新恢复。例如,同治十一年辞官以后,他曾给浙江石门人吴朔的《得秋山馆诗抄》作序。
三、联语作为“皇权下县”的文治手段
崇义县位于江西西南边陲,明正德年间始析上犹、南康、大庾等地置县,隶属于南安府。散落于这座崇山峻岭之间的崇义县文风并不盛,故而在这样的县城推行文治,所谓的“文学下乡”很难行得通。通观周长森《莅官日记》,其与当地士绅诗文往来甚少,诗文在陶冶情方面的作用多止于自身。不过,这部日记却保留了大量的联语,这些联语完整地参与了周长森在崇义县的施政,并成功地嵌入了崇义的山水之中。作为一种相对边缘的文学样式,联语由此承担政教渗透基层的功能,无形中也起到“文字下乡”的作用,也不妨视作“皇权下县”的文字反映。
《崇义县志》所载舆图可见崇义县的丘陵地貌
清代是中国对联发展的鼎盛期,无论创作还是对联的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许多著名文人均参与到对联创作中,并编撰联语集、联话集。清代对联风行的背后,前人认为有三方面主要原因,分别为:“元明以来小说的流行带动了对联的传播”、对仗启蒙读物“推动了对联的发展”、“对子摊的流行”。清代的联语也呈现出四个新的特点为:“越写越长”“越写越巧”“使用越来越普遍”,以及对联独特的整套声律规则发展得愈发完善。(余德泉《中国对联通论》)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对联写作日常化的新趋势,并将背后的原因归结为元明以来通俗读物的流行、文化行业(如对子摊),实则已经注意到明清通俗文化的流行对对联兴盛的重要影响。但这种分析主要考虑对联的阅读和使用者,并未集中关注对联的创作主体。在明清对联的消费者一端,是随着识字率提升而日趋广大的能识字的民众;在明清对联的创作者一端,则是上册及中下层广大文人的创作,其中尤以基层官员文人的创作最为关键。如果排除掉文人出于文字游戏所作的大量对联外,如周长森这样的基层官员文人,创作对联就主要是为了适应基层治理体系。
周长森上任之后的重要举措是重修书院。在规划书院复建过程中,为书院各处场所拟对联,也成为他的分内之事。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长森在下乡视察工作的轿子中,周长森拟好了书院对联。对周长森来说,对联往往应工程而生,工程完工前,联语早已预先准备。周长森在任内重修崇义县署,其中西花厅十三日动工,定于十九日寅刻上梁。三月十八日日记中记载:“署前丹桂一株,婆娑数百载,拟工竣名之曰‘金粟堂’。作楹联云:‘丹桂四时荣,生粟生金,是天地养民根本;青山千古在,谁宾谁主,借烟霞遣我吟怀。’亦见余之作达矣。”这种作对联的行为,也往往能衍生出诗歌创作,有时甚至可以为作诗起兴。在金粟堂中,三月十九日,周长森在署前清坐,即得诗一首,其中一句云“作吏此生难免俗,入山非隐竟能深。”所抒发的情绪显然是昨日情绪的延伸。在此,联语不仅在体式上成为诗歌的前导,在情感宣泄上也为诗歌作了铺垫。当然,有时候,对联也可能是诗歌创作以后诗思余绪的产物。同治九年十月十三日,李少文请周长森题《庾岭探梅》《芝草重生》二图。周长森题诗以后,意犹未尽,“复作楹联赠之,曰‘青莲老去饶吟兴;红豆春来系远思。’”联语在此就成为诗歌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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