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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种急就章式的阅读，在周长森而言，也是没奈何的事。清代的行政体系并没有培训上岗再担任知县的环节。周长森匆忙担任知县，处理这些复杂情况，除去周咨师爷外，只能通过阅读与实践不断摸索。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日记记载，“隆平劣生以催科时书差需索，欲乘此挟制官长，布散揭帖。爰翻阅《学校全书》，嘱两学训饬。改期于二十七日”。从中可见，《学校全书》一类书籍直接给周长森的施政提供了方案。由于这些刑律书籍一方面给他审理案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的施政规避风险。无怪乎他如此倚重书籍。从这方面看，周长森治理崇义县不妨称为“书本治县”。

官员的身份决定了周长森的阅读总是身不由己，无法进入纯粹自由的阅读世界，他的许多阅读不得不随着公事的转移而发生变化。譬如同治九年三月初一日，周长森抵达江西南康，开始翻阅《南康府志》，发现府志“载王文成《茶寮碑》。而本县《志》不载，疏漏甚矣”。于是赶紧抄录。这又是在为崇义县修志做准备。八月二十三日，周长森“检阅县旧《志》，抄录王文成《茶寮碑》及《盐法疏略》各种……”《莅官日记》所载周长森阅读方志事，多半是为了编纂新县志而做查缺补漏工作。看来，对周长森而言，往往是有什么工作读什么书，而他在日记中记载读什么书，也往往表明他正在或预备办理一件新的差事。

在为了公务而阅读的宗尚之外，可怜的周长森毕竟没有忘记自己读书人的身份，和许多清代文人一样，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些自由阅读的日课。这些日课包括阅读《史记》《纲鉴易知录》《三国志》《全唐诗》等大部头著作。同治九年七八月间，周长森主要阅读《史记》，且每日标记所读卷次。不过，他似乎并不关心《史记》的文法，偶尔作论，也以人物品评为主。如七月二十五日日记云，“午后读《史记》，至《陆贾、叔孙通列传》，此二君为汉朝第一流人物，其智识高出绛、灌万倍，古今文人尚以此为法，所谓识时务者呼为俊杰也”。这种喜欢评点历史人物的做法，或许是区分读书人纯粹与否的一块界标。对周长森这样边缘的文人来说，阅读带来切己的体验，可能才是他持续不断阅读的主要动力。甚至，阅读对周长森来说，有时候还具有治疗身心的功效。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周长森“阅《史鉴》，至‘唐太宗诛建成、元吉’，为之意境顿释。夫骨肉变乱，尚且如此，况其他乎？”。周长森之所以发出如此感慨，原因在于，这些天里，周长森遭遇门生上门索债闹哄的事情。在周长森看来，骨肉兄弟因为争权夺利尚且可以互相残杀，他与门生的纠纷又有什么看不开的呢？

总体而言，无论舟中读还是县署读，周长森的阅读难称广博。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周长森从本县谭姓训导手中获得《学政全书》见示，赶紧阅读一过。读“至‘搜访遗书’，知我朝文教昌明，度越千古，惜《四库书目》无从购买，而三阁珍藏久为煨烬矣，为之一叹”。通过《学政全书》，周长森才发觉清朝的文教昌盛，可惜，他连《四库全书总目》也无法买到。

延昌《事宜须知》所载赴任的“备带书目”

周长森的阅读情况在晚清并非个案，而是具有相当的代表。光绪五年（1879），满人延昌补授江西浔州府知府，他将自己携带的书籍一一抄录，包括《皇朝经世文编》《四库全书目录》《大清律例》《佩文韵府》《大清会典》《纲鉴易知录》《康熙字典》《渔洋精华录》《雍正上谕》《朱批谕旨》《啸亭杂录》等等。

这份书单至少包括50种书，此外丛书、经卷尚有不少，数量不可谓不少。这是由于延昌认为江西浔州地方偏僻，书不易获得，故而携带较多。此外，这份书单还记载了一些考试应用书籍如《钦定四书文》等等。延昌后来将此列入他所编的官箴书籍《事宜须知》中。《事宜须知》在晚清发行量很大，许多外放府县官员都以这书作为上任的指南，而这份晚清官员赴任时通行的行箧书目，就具有一定的代表。书单中的《律例便览》《纲鉴易知录》《学政全书》《圣谕广训》《聊斋志异》等书，也是周长森经常的读物。看来，周长森的阅读可大致反映晚清一般基层官员的读书情况。

二、诗文输出与艰难的“文学下乡”

周长森的阅读带有强烈的功用目的，不仅体现于他的阅读主要服务于日常施政，也在于他的阅读明确地指向了写作这一目的。对周长森而言，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催化剂。无论做文章，还是写诗，周长森都十分自觉地先读再写。在这个过程中，诗文典范不仅是阅读的对象，也是写作的导火索。读物作为周长森写作的指南，留下了确定的证据和痕迹。《莅官日记》中包含许多周长森创作诗文的记载，展示了他试图将个人的文学创作融入地方社会之中的努力。可惜，对一个偏僻的地方而言，这种“文学下乡”的举动面临许多困难。日记记载周长森继续文学活动的诸多不利因素，反映了坚持文学理想的不易。而这些诗文也成为他在偏僻地方继续文学事业的写照。

周长森并非专门的古文家，但需要写作时，他常常能通过即时的阅读，完成高效转化，最终结构成文。例如，在同治九年六月十四日、十八日两天的日记中，周长森都提到曾经阅读《古文汇纂》。周长森这两次阅读古文并非为了消遣，而带着极强的写作目的。此后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周长森分别作了五篇文章《重修文塔记》《重建兵刑工三科房记》《重订书院章程记》《禁斗狮说》《上堡李盈浩再建石桥记》《重建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周长森在崇义县任知县，正值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百废待兴。战后的重建包括一系列土木工程，需要许多文章润色。周长森的许多文章也都是诞生在这样的重建事业之中。六月十九日，在撰写《重建署西厅屋易名金粟堂记》当天，周长森还在日记中写道：“雨中读古文铭传，各作清韵，琅琅与芭蕉点滴声相和。”点明了他为文运思的场景，透露了他对于政事和文章均感满意的自得心态。在这场雨声中，周长森体会到政事与文事相和，故他自己也颇感怡然自得。遗憾的是，周长森这些仓促写就的文章价值不大。然而，在周长森而言，这些文章本就是政务催生的结果，服务于眼前的具体行政事务才是这些文章创作的首要目的。在地方文献尤其是方志中，类似周长森创作的此类“记”文大量出现。这也提醒我们注意：晚清许多的文章是诞生于这样的写作氛围。

周长森对文章也有自己的追求，可是过于频繁和大量的公文写作，让他来不及细细思考文章笔法。他对文章的感悟和体会也往往以一种粗线条的姿态呈现。试看周长森的日常评文，如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阅《南安府志》。新修者手笔太弱，‘列传’全用原稿，不加剪裁；其刻极讹舛，指不胜屈”。这些出自日记的散漫评点话语多为印象式的，表明对周长森而言，批评文章以直观的印象对付足矣，而不必细与论文。周长森之所以如此评文，可能由于时间仓促，也有可能由于日记本就随意写作。不过如果考虑到日记中详细记载大量诗歌，那么，背后的原因应当在于，对周长森来说，诗歌比起文章而言，更为重要。当然，文章的应用范围丝毫不比诗歌窄。在短短一年多的崇义县知县任上，周长森花费大量时间修纂地方志。尤其是同治九年十月底，周长森的文字输出即主要在写作县志物产、风俗、赋役、职官志、艺文志等等。可惜，可能因为这些文章篇幅太长，周长森并没有在日记中一字一句抄录这些文章。不过这却再度表明，就晚清读书人而言，诗歌因其篇幅短小和语言精炼的优势，仍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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