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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儒家三点水一个乐-三点水一个乐字念什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二）法家是道家在治世的继承和显化

法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等代表人物，以商鞅变法为明确确立，以秦统一中国为鼎盛，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参见《睡虎地秦简》[7]）。法家虽然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备受历代统治者和学人所表面上鄙弃，然而实际上其统治国家的不分贵贱、以法治国思想和所创立的众多诸如郡县制、功绩制、户籍制等制度设计，深刻扎根于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思想上外儒内法，儒法合流，[8]制度上“百代都行秦政法”。可以说，是法家真正奠定和塑造了中华数千年的大一统的封建制度格局。因此，在中华文明的制度历史上，法家事实上是具体制度形态上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9]

从法家的起源和其核心的思想而言，法家毫无疑问是起源于道家，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在社会治理的显现和具象化，法是道的人间化。从起源来看，《汉书·艺文志》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也就是说，法家上古就来自于司法实践。以法家思想来看，法家所秉承道家的天地自然的规则，认为人间治理同样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则，而不应该以君王官吏的个人意志擅自更改，认为法是道在人间的显化，只有通过确立道的化身——法，才能通过法的约束而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例如，后世认为是法家的改革家的管仲所著《管子》一书，其《明法》篇开篇即讲，“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这里的道明，实际上就是通道明道，进而指出，“先王之治国也，不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整部《管子》所体现的处处是类似的道法治国的思想。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为道家典籍而不是法家典籍。

对于法家思想诠释的最为彻底的毫无疑问是《商君书》，《商君书》被认为是商鞅或者其下属所著，但其中显然有些篇章（如《徕民》）是后人托做，这已有明确结论，[10]但《商君书》所表达的思想的确是法家的精要。《商君书》毫无疑问贯彻了以法治国、重刑轻赏、以法止刑、贵贱平等等理念。[11]但其中亦充分体现了道家大道不仁，圣人无为而治，不行仁而行道的思想，例如《商君书·画策》，“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在对待仁义的态度上，法家更是与道家一致，例如《道德经》所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如《商君书·说民》所言，“辩慧，乱之赞也；礼乐，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可谓如出一辙。这里不是说圣人认为仁义不重要，而是认为仁义靠说教没有用，最后只能变成口头的假仁假义，如《商君书·画策》所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所以法家认为要以法、信、权治天下，而首要是法和信（《商君书·修权》，“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中的《经法》更是将法家与道家的继承关系阐释的淋漓尽致，[12]其被认为是作于战国中晚期，[13]其开篇《道法》一章所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就是说，世间法的本质上是来自于道，用以规矩人间得失，明辨曲直。再如被誉为法家之大成者的《韩非子》，在《主道》一篇中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也就是说，明君所立的明是非善恶的纪法，本质上来自于道，并认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这实质就是道家“圣人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思想。因此，显然可以看出，法家的根本内核思想，依然是道家，法是道的万物秩序在人世间秩序的显化和具象。

（三）佛家与道家充分融合，以道家为嫁体

佛法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其光大却是在中华，尤其是形成了独特的汉传大乘佛教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方的道家为佛教的东传准备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和文化上的土壤，换句话说，准备好了嫁体，一待佛法东传后，立即相互渗透学习借鉴结合，最终来自西方的佛教与东土已有的大乘道家思想[14]充分融合，形成了中华大乘佛教体系，此后，儒道释三家又进一步合流，[15]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内核。

要理解这一过程，就需要简要理解佛教的起源、传播和发展的历程。佛法首创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北部（今天尼泊尔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被誉为佛陀。从教义而言，应该说释迦牟尼其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创，而是充分学习借鉴改良了印度古婆罗门教的修行方法与教义，[16]但与婆罗门教不同的是，释迦牟尼倡导打破阶级，人人可以修行得到解脱的佛道，得到了备受种姓歧视的中下阶层的欢迎，其对于打破婆罗门梵我合一的执着的深刻理解，亦得到了一些上层婆罗门教首的支持（如大迦叶）。释迦牟尼在世时所传的教法主要是以苦集灭道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修行观念，认为人生皆苦，苦源是（我）集(索取、执着、追求、占有)，灭（我）集为道，成道得乐。此外，还同时流传下了包括十二因缘法和大乘解脱的教义，然而终其在世，依然是以苦集灭道为主要。释迦牟尼入灭后，其后世僧团发生了较大的分裂，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对于教义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上座部更偏重于释迦牟尼本人亲说的教义，即苦集灭道。而大众部则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教义，即所谓的更偏向于大乘也就是认为个人不能独自解脱，必须要慈悲济世。此后，上座部主要沿着海岸线向东南亚传播，而大乘教义则一路跨过喜马拉雅山向西藏和当地的苯教结合，形成藏传密宗，另一路则沿着喜马拉雅山西南麓北上到达西域，再沿着丝绸之路向汉地传播。大约东汉年间逐渐传入汉地，此后陆续交流翻译，经历包括南北朝鸠摩罗什和唐玄奘两次大规模译经，演化形成了汉传大乘佛法，[17]在与内地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包括禅宗、律宗、净土、法华、天台、华严、唯识、密等八宗。唐代开始，则通过日本的遣唐使团又向日本传播。

佛法在东传的不断发扬的过程中，本身在印度却日益削弱，在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灭亡后，佛法即在印度由盛转衰，尽管后世诞生了诸如马鸣、龙树、无著、天亲等大士给予振兴，但依然抵不过婆罗门教强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印度长期形成的等级制度与佛教所倡导的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存在冲突。而婆罗门教所形成的众神信仰，世俗的等级制度，转世轮回的思想足以用以治世，而梵我和一的解脱之道又足够给绝大多数修行者提供修行的彼岸。在十世纪左右，佛法逐渐在印度消亡而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继承者）则重新成为印度的主流信仰。

然而，在东方恰恰相反，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后，一直备受从普通百姓到上流社会的高度推崇，成为重要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乃至于诸多帝王和王朝都极度推崇佛教，例如武则天自认为是弥勒转世，南朝梁武帝自己多次出家，广造寺庙，元朝更立喇嘛教为国教，明朱元璋自己就是释门出身，而清则历代皇帝均信仰佛教，雍正自号圆明居士，乾隆则被尊为文殊菩萨。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谈禅修佛则亦是历代风气，[18]很多读书人在赶考阶段因为贫困就居住在寺庙，在晨钟暮鼓中熏染。唐诗宋词中众多诗人受禅机启发，苏轼与佛印禅师的故事广受传播，据传苏轼被认为是五祖戒禅师转世（北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亦深受禅法影响，据传晚年亦认为自己是禅师转世（“五十七年王守仁，看门即是闭门人”，明《赤雅·南安禅堂》（浙江巡抚采进本））。而在下层，历代广大普通民众的轮回与菩萨信仰更为流行。那么，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是什么原因让佛教在中土能够得以大兴？根源就在于本土道家的提前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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