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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儒家三点水一个乐-三点水一个乐字念什么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从历代的大一统王朝而言,秦显然是行法家之治,当然如前所述,法家实际上是对道家的显化,以君王之法代替天道,以有为显示无为,行强国之术,暂且不论。历史上第一个行道家之法的大一统王朝是汉朝。经历了秦末的长期战乱,民生凋敝,民穷国弱,乃至于皇家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拉车,对外战争亦连战连败,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不得已靠行贿于冒顿王妃而脱身,汉朝初年由此被迫采用了典型的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以治国。[24]黄老之学从汉初一直延续到汉景帝,持续七十多年,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景帝末年,“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显示出国家之富庶。
唐朝初年又是中国历史上一盛世,即所谓贞观之治。由于唐皇室李姓,为了彰显自身得国之正,认老子李耳为祖,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道家也成为唐代的正统治国学说,唐高祖将道经列入科举考试,[25]作为取士标准。加之隋末天下大乱,如同秦末一样,民生凋敝,“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直谏》),因此唐初也正是采用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之术。例如唐太宗曾言,“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新唐书·突厥传》),“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贞观政要》·务农)。“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政要·论君道》又言,“无为而治,德之上也”。因此,终唐一朝,大体始终以道治国。
宋对于道家的崇信,并不亚于唐,例如太祖招当时的著名道士苏澄,采纳了其“无为无欲,凝神太和”的治国之策。太宗亦召陈抟老祖、张紫阳等拜会,此后北宋代历任帝王,大皆崇敬道家。[26]正因为北宋对内采用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对外则采用了以贸易减少战争的策略,成就了文明的高峰。到了南宋,虽然较之于北宋加强了军备,但对内依然采用了与民休息的策略,乃至于两宋时期,成为中华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庶安定的时期,无论从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GDP、贸易量,都远超前代,[27]甚至高于后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此后元明清三朝,在立朝之初,亦采用了无为之治的思想,例如,忽必烈崇敬长春真人,以全真教为国教,[28]内政上采取了兼容并包,减少官僚,休养生息的方式,而对外则鼓励在庞大的蒙古统治的欧亚大陆进行洲际贸易,这亦直接促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瓦解和文艺复兴的开端。明初类似于宋初,同样在大量的时间奉行道家无为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撰写《《御注道德真经》,[29]推崇其为“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并深刻理解无为之要义,认为无为当有为后无为,就是要立制立法立规,“若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在朱元璋的影响下,明历任帝王多信奉道家,乃至于万历三十余年不上朝,虽然史书多认为其为昏君,然而百姓却依然安乐。如万历年间文人丁耀亢《长安秋月夜》写道:“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筈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又如文人顾梦游《秦淮感旧》:“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可见百姓对无为而治的渴慕。清初亦如此,顺治和康熙皆为《道德经》作序注,顺治言,“以爱爱民,爱必不周,以事治国,国必不治。清净无为,则民自化矣。”康熙亲撰《御制道德经讲义序》言,“太上道德经,岂易言哉,虽玄门之精奥,其实修齐治平之理悉备焉,与吾儒之成己成物相表里者也”,而为政则以“轻徭薄赋,永不加赋”为国策。雍正是有名的佛教皇帝,自号圆明居士,但亦崇尚道家,主张三教合流,“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个人崇尚节俭节欲,为政亦主张对民间休息,采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来减轻民众负担,《胤禛行乐图·乘槎升仙》显示了身着道教服装浮于海上的情形。清代前期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奠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当然,道家无为而治也并不是完美无缺,其关键就在于对无为的把握,无为中蕴含着无不为,而过于认为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做,君主就会安于享乐,民风就会奢侈慵懒,官风就会腐败糜烂,国家就会驰于武备,最终是要么矛盾累积亡于内乱,要么外敌入侵亡于外患,因此,无为之治,亦要如同佛家修身一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才是无为无不为的辨证之理。
西方虽然并无道家,但大道皆同,不以名相为别。西方文明亦在早期孕育出朴素唯物主义,此后又有类似于阴阳的二元哲学,[30]在治世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所推崇的自然法,[31]亦体现了类似道家的思想。所谓自然法,顾名思义,就是自然所具有的法则,西方启蒙早期将自然法人格化认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法则(实际上在东方也是如此,《尚书》中亦有上帝,显示出将自然人格化是前现代文明人类的共同行为特征),因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要遵从自然法则。自然法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甚至逐渐摆脱了上帝的意志,正如格劳秀斯所言,“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这实际上进一步促进了法律体系是自然和社会的公义,而不是上帝或者君主个人的意志。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亦表明了自然法原则,[32]“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结果是从哲学和法律角度,将西方社会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促进了西方乃至整个文明的大飞跃。
四、道家思想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必须要承认,当前人类的治理体系还远未完善,全球民众亦远未过上人人幸福的理想生活,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人幸福。对未来人类治理体系的完善,不能只就事论事,而必须要归根溯源,去探寻治理本身所蕴含的大道。中华道家思想,以其精深博大包容和明确的治理导向,对于今天人类治理之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心就是天心,圣人无功无德无为
如前反复澄明,道家思想不是道教的神仙方术体系,重视道家的治理思想,绝不是要把神仙占卜风水方术请回来作为治国济世的指导,那绝非正道,而是以邪法乱国乱世。重视道家思想,是要根本上重视天道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就是圣人之治,就是太平盛世。而天道自然法则,绝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占卜算卦,所谓“大道不言”,天道绝不会降下什么神符启示祥瑞来护佑国家。天地生人,人为天地中,天心就是民心,这也是天人合一的根本道理。正如同《道德经》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天下的百姓期盼什么,圣人就做什么,就满足什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民心渴安定,国家就要与民休息,民心盼吏清,国家就要整顿贪腐,民心图强国,国家就要奋发以振。因此,伟大的君主和国家,绝不会听信占卜算卦风水之流,历史上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凡是迷信占卜算卦祥瑞,最后都导致王朝倾覆,而是要体察民心,顺应民意,行天下大道。只要行天下大道,体察民心民意,以民生为本,以民心为先,实现善治,圣人不言功而全功,不言德而全德,无为而天下为,这就是道家无为的真正启示。回到当代,这就要求人类的各个国家和和各级官员,能够摒弃一己私欲和私利,以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利益着想,善作为能作为,造福黎民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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