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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四大体裁
鲁迅,小说,杂文(四大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四大体裁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所谓他的“创作”勉强算起来只有五种，“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毋宁是鲁迅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新方向、改写“创作”概念的一种策略性和修辞性表达，跟周作人的“文学店关门”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喜欢用先抑后扬的方式肯定“杂文”的文学性，他虽然未能继续在小说创作上做出更大成绩，但小说之后的杂文仍然是他的文学创作生命的延续，而且成就一点也不在小说之下。
把鲁迅在某些体裁领域的“中断”扩大到所有的“创作”（包括小说），是梅贝尔所犯的一个根本错误。鲁迅在《英译本〈野草〉序》中确实说过，“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确实可以说，鲁迅在《一觉》之后就“中断”（“放弃”）了《野草》的写作。对《野草》的“中断”，鲁迅自己说“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但是，对于小说上的“空空如也”，他并不甘心。事实上他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宣布要放弃小说。1926年《彷徨》编集之际，鲁迅丝毫没有打算“中断”“放弃”小说的意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是他自己夸下的“大口”吗？这意思无非是说，他在《彷徨》之后还要在小说创作这条“修远”之路上作出更多“求索”！
《野草》的“中断”不等于“小说创作的中断”。不能因为鲁迅后来没有写出类似《呐喊》《彷徨》那样取材现实的小说，就说他主观上“中断”（“放弃”）了小说创作。正如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汉文学史纲要》的续编，却不能因此断言鲁迅“中断”（“放弃”）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因为鲁迅在通信中多次谈到想回北京住两年，借助那里的图书馆来完成《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鲁迅私下里也以各种方式表示过自己并不是不想写小说，只不过由于种种缘故，暂时还不能写而已。众所周知，他跟许寿裳、郁达夫、山本初枝等人多次谈到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计划，跟秘密来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讨论过以红军长征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的可能性，跟冯雪峰谈过以四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创作那种可以让作者“自由说话”的长篇小说的计划。每一个计划都不是随便谈谈，而是做了精心准备和深入思考。尽管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完成，《杨贵妃》和“长征”小说的计划是知难而退，描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计划则纯粹因为天不假年，而“胎死腹中”。
因为资料占有不足，梅贝尔的大胆假设缺乏小心求证，大框架上也并未超出1920年代以来抬高小说贬低杂文的老调，但她毕竟在1980年代初的文学史语境中重新提出“鲁迅小说创作的中断”这个话题，这就很自然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神经。至少有三位中国学者发表了这方面的认真思考，依次是金宏达的《也论鲁迅小说创作的中断》、张晓夫的《鲁迅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到杂文的根本原因》、陈越的《对鲁迅现代题材小说创作中断原因的思考》。三篇各有精彩，但也都有局限。
五 “不能”与“不为”
金宏达指出，“对于鲁迅小说创作的中断这一命题应加以必要的界定。笼统地说，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是不符合实际的”19。他列举长达十三年的《故事新编》的创作，《杨贵妃》、长征以及描写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计划，说明鲁迅主观上从未放弃小说，“一直都有创作的渴望和要求的”。至于说鲁迅“放弃”了文学就更加荒谬，除非认为几乎与《彷徨》同时的《野草》、稍后的《朝花夕拾》和整个后期杂文都不是“创作”。
主观上从未放弃，客观上不得不“中断”，这才是问题所在。“在鲁迅后期，现代题材小说创作的中断，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只有把问题放在这样一个确定的范围内加以讨论，才有意义。”20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金宏达随后研究鲁迅在不同时期的通信，对“中断”提出“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解释。比如鲁迅1933年3月22日所作《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最后说，“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学好，但又已经忘却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着。但我想再学下去，站起来”，金宏达据此认为，鲁迅在《彷徨》之后对小说创作要求更高了，但由于思想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迁，他虽然想写出更好的小说，却迟迟不敢轻易下笔，一直在苦苦摸索着新的写法。可惜天不假年，一些渐趋成熟的构思因为过早逝世而被迫放弃了。
这个判断基本符合事实。但鲁迅何以从1925年底《彷徨》结集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对小说的新写法足足摸索了十一年之久？金宏达将原因归结为鲁迅的思想发展、生活环境与生活状态，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关于思想发展令鲁迅迟迟不能着手新的小说创作，金宏达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所谓“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的启发，认为鲁迅思想的剧烈变迁延长了他探索小说新路的时间，而这主要是因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作为一个作家掌握新的创作方法和原则不是可以同步完成的，后者往往需要更多一些时间”。换言之，小说创作方法的更新赶不上思想发展的速度，所以一直写不出小说，并非不想写。
关于生活环境、生活状况拉长了鲁迅探索小说新路的时间，金宏达主要引用鲁迅在私人通信中对厦门、广州和上海生活的抱怨，证明鲁迅在这三个地方的客观生活环境和主观生活状况都不利于他从容探索小说的新路。
张晓夫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1925年之后鲁迅的思想变迁与生活环境、生活状况干扰了他的小说创作，那这种干扰何以只对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有效，对《故事新编》和杂文就无效呢？难道《故事新编》和杂文比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更容易写吗？对《故事新编》张晓夫没说什么，他着重指出，“鲁迅的杂文不是一挥而就，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往往要查阅好几种参考书，用了许多心力才练成精粹的一击，所耗费的时间和心血有时不比构思一篇小说省俭”21。这一说法显得极有眼光，但其实也是大家一直太怠慢了鲁迅本人的《做“杂文”也不易》等文章的缘故。
金宏达为了证明生活环境与生活状况严重干扰了鲁迅的小说创作，所引用的鲁迅书信本身就自相矛盾。鲁迅说他在厦门“失了生活”22，“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23；又说到广州一个多月“竟如生活在旋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看书，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24；初到上海，“我本很想静下来，专做译著的事，但很不容易。闹惯了，周围不许你静下。所以极容易卷入旋涡中。等许多朋友都见过了，周围清静一些之后，再看情形，倘可以用功，我仍想读书和作文章”25。但安定下来后，又抱怨“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浅，写出来也不会好的”26。“生活在旋涡中”“极容易卷入旋涡中”和“失了生活”“不在旋涡的中心”这两种明显矛盾的说法，张晓夫并未扭住不放，是很明智的，因为此“旋涡”也许并非彼“旋涡”，但他引出鲁迅另一处关于“旋涡”的说法就非常可贵：“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况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27许多人将鲁迅的“不能”写小说归结为“多年和社会隔绝”“不在旋涡中心”，这一段给李桦的信虽然谈的是木刻，却显然并不仅限于木刻，因此足以驳倒上述流行甚久的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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