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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四大体裁

鲁迅,小说,杂文(四大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四大体裁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但最初三年（1918—1920），鲁迅虽有志于“做论文”，却因为“没有参考书”，三年只做了二篇，即《我之节烈观》（1918）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经过北冈正子、工藤正贵、宋声泉等人的研究，现在大家都知道鲁迅留日后期那些长篇论文都有“材源”，也就是“参考书”。鲁迅所谓“论文”，都是处理一些宏大主题，涉及古今中外重要思潮、流派、代表性人物与学说，这就需要征引、消化大量“参考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阐明一种思潮的历史脉络及其成败得失，最后提出一家之言。《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论文”

对照这个标准，鲁迅于1918—1920年完成的两篇论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思想展开方面仍有早年那股气势，但学术视野明显缩小，所征引、消化的“参考书”更不可同日而语，许多地方仅凭记忆概乎言之，可以更多地看出杂文的趋向了。

在“论文”严重低产的同时，鲁迅在《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倒发表了大量“忽然想到”式的短论，弥补了“论文”之不足。

同样，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最初三年，鲁迅虽有志于“翻译”，却明显受到“底本”匮乏的限制。1918年只有一篇未完成也未发表的文言译作，即尼采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这是他留日时期就已经购置而一直带在身边的读品。开手翻译尼采这部难译之书，正如他在随后的1919年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都说明他缺乏可供翻译的“底本”，只好就地取材，把自己有的“底本”先拿来应急。

1920年的三篇译作更能说明“底本”的匮乏。首先还是难译的尼采的作品。这次是放弃1918年未完成的文言文译作（头三节），改用白话文译完全部的十节。译后记虽说“译文不妥当的处所很多，待将来译下去之后，再回上来改定”，实际上后来再也没有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920年另外两篇译作是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中篇）和《幸福》（短篇）。鲁迅获得这两篇小说的“底本”，完全事出意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11月）时，中国作为参战国（派了许多华工去欧洲帮忙）也分得一些战利品，其中就有在上海的一家德国俱乐部的德文书，都运来放在故宫午门楼上，由教育部派员，花了一年多时间重新整理。鲁迅就是这批德文书的整理者之一，在整理过程中偶尔发现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德文译本，选译了这两篇。其得来不易，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39。

1921年之后，有周作人、周建人的参与，翻译的条件大为改观，但合适的“底本”仍然缺乏。这从1926年夏鲁迅离京南下前完成初稿的《小约翰》的翻译可以看出来。荷兰作家望·霭覃《小约翰》德文“底本”是鲁迅1906年在东京时托丸善书店向德国购置的40，和1918—1919年翻译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样，随身携带整整二十年了。

竹内好注意到，鲁迅在作品中说到自己时，会增加一些文学性修辞，以传达比简单的事实更多的意义。周作人则说鲁迅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回忆都有歌德所谓“诗与真”两部分。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他参加“文学革命”之初，“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来塞责”，还是“真”的成分居多，文学修辞与“诗”的虚构较少。

当然并非谁都可以因为不能畅快地做论文、弄翻译，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写小说，鲁迅也是有充分的准备。这除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杰出的文学素养和敏于思索的习惯，主要的准备还是在东京自觉“提倡文艺运动”前后的阅读、思考与写作。比如，因为“纂译”《域外小说集》而读过“百来篇外国作品”（还有1903年就开始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翻译小说的练笔），因为写《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而广泛涉猎西方自古希腊、希伯来文明到近代文化思潮，同时也正如《古小说钩沉序》所说，“余少喜披览古说”，1909年回国之后更开始大肆辑录古小说，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史，再加上“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包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意大利现代犯罪学之父伦勃罗索（Cesare Lombroso，1836—1902）的理论，以及1911年文言小说《怀旧》的创作——所有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准备，为鲁迅在1918年之后“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即便如此，一旦条件允许，他还是会放下小说，更多地做论文，弄翻译。北京生活后期（1925—1926）即“中断”了小说，完全转向翻译和论文（后皆归为杂文）。上海时期更倾心于翻译、杂文和研究与推广木刻，回归并扩大了留日后期“文艺运动”的格局。

文学家鲁迅是多方面的，翻译、论文（杂文）、学术研究、艺术研究与推广都是他所致力的跟文学有关的“文艺运动”。小说创作只是鲁迅多方面文学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当然深知小说的可贵，早期文学活动的两方面，其一是介绍“争天拒俗”的“摩罗诗人”，其二就是介绍代表着“异域文术新宗”之一的现代外国小说。但鲁迅也并不因此而格外重视小说，更不会把小说的重要性抬高和夸大为文学的全部。

这就是鲁迅给小说的清楚定位。在“文学革命”初期，他的小说创作比较集中，但即使这个阶段，小说也并非鲁迅文学活动的“重心”。而在某些阶段，他甚至认为“翻译”和“论文（杂文）”比小说更加切迫。

八 警惕小说过热、过滥的现象

早在1920年代中期，陈西滢式的推崇小说贬低杂文的意见尚未发表之前，鲁迅就已经开始观察和思考小说与杂文这两种文体的不同功能、各自在新文学史上扮演的不同角色。这种思考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终点。其中重要一点，就是他察觉到新文学界抬高小说的地位有点矫枉过正，小说创作和阅读出现了过热、过滥的现象。

《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着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41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引用率极高的这段话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鲁迅跟早期的陈西滢一样，也轻视“议论”而独尊小说。但鲁迅只是说，倘没有他的小说，“文学革命”将一直停留在单纯理论论争阶段，显示不出“创作”的“实绩”。这里的“议论”特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不是所有的“议论”。鲁迅也没有说，唯有他的小说才“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议论”性文章毫无功劳。他只是说光有“文学革命”的“议论”还不够，必须有“创作”跟上来，才能证明“议论”的正确性，才能显示这些“议论”是可以收到“实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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