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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四大体裁

鲁迅,小说,杂文(四大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四大体裁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4

鲁迅不是不知道，更不是想否认“鸿篇巨制”（指长篇小说）的可贵，但他认为杂文固然不能代替“鸿篇巨制”，“鸿篇巨制”也不能代替杂文，二者各司其职。“鸿篇巨制”主要是“为未来的文化设想”，杂文则能够更有力地解决当下紧迫的问题。特定历史条件下，杂文可能显得更可贵，而即使“为了未来的文化设想”，杂文也有其存在的价值，这不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而且即使在未来，也还是会有文艺性的杂文存在的理由。

三 抬高小说，贬低杂文

瞿秋白、鲁迅在1930年代如此肯定杂文的价值，也是部分地回答了从1920年代中期“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开始的故意推崇鲁迅小说而轻视其杂文的观点。

陈西滢攻击鲁迅杂文，不仅从内容入手，说鲁迅“常常的无故骂人”，“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常常‘散布谣言’和‘捏造事实’”5，还通过对比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故意肯定前者而贬低后者：“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两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6陈西滢这个看法在当时北京知识界相当流行。鲁迅逝世后，胡适在貌似公允地回答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时也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工作”。胡适所谓鲁迅“早年文学作品”，主要指鲁迅小说，或者也包含《热风》式的“泛论一般”的“随感录”——胡适曾在一封劝说鲁迅停止骂战的通信中肯定过《热风》的部分内容。7至于杂文，则绝口不提，只说“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我们一丝一毫”8？这其实也是另一种方式的抬高小说，贬低杂文。

有趣的是鲁迅死后，陈西滢本人倒是继续肯定鲁迅的小说，甚至大发热心，开始研究鲁迅的小说，他那篇批评施蛰存论《明天》的文章，可说是1940年代鲁迅小说文本细读的典范之作。9但关于过去被他竭力贬低的鲁迅杂文，则仍然保持沉默。

另一个“京派”批评家叶公超则出人意料，不太看重鲁迅小说，而高度评价其杂文。叶公超认为“鲁迅根本上是一个浪漫气质的人”，不同于英国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我们的鲁迅是抒情的，狂放的，整个自己放在稿纸上的，斯威夫特是理智的，冷静的，总有正面的文章留在手边的”。而“一个浪漫气质的文人被逼到讽刺的路上去实在是很不幸的一件事”，鲁迅的小说因此太多操纵人物如傀儡的做戏和杂耍，太多的讽刺之作不及少量抒情的短篇。

比较起来，叶公超更喜欢鲁迅杂文，“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当然叶公超对鲁迅杂文也分别对待，他不爱看“专一攻击一种对象”的杂文，而喜欢“借着一个题目来发挥”的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病后杂谈》等。这跟鲁迅自己的观点正好相反。鲁迅说《热风》时代的杂文还是“泛论一般”，从《华盖集》开始，就“偏右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了，而这样的杂文才更加具有针对性。

尽管有这种分歧（其实叶公超看好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病后杂谈》等也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辛辣讽刺），叶公超对鲁迅杂文的总体认识还是值得注意：

在杂感文里，他的讽刺可以不受形式的约束，所以尽可以自由地变化，夹杂着别的成分，同时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锋利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知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得最明显。

我们一面可以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10

叶公超如此谈论鲁迅杂文，当然不能被“左翼”文学家所赞同，但作为不同阵营的作者能这样理解鲁迅，已属不易。叶氏抬高杂文贬低小说的观点，可谓独具只眼。

通常也被归入“京派”的青年批评家李长之在总结鲁迅文学成就时，对小说和杂文就不再妄分轩轾。李长之不仅平等地看待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还较早在小说和杂文之间建起一座相互阐释的桥梁。

但1930年代在南方（尤其上海），类似陈西滢起初故意推崇鲁迅小说而贬低鲁迅杂文的观点与来自官方的“围剿”竟然不谋而合。《中央日报》一篇文章就说，“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一星期后也许人们就要忘记”，所以作者奉劝鲁迅还是学学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Q正传》更伟大的作品”。甚至被鲁迅斥为“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杂文与杂文家》也说，杂文“比之旁的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各部门，实简易得多”，“如果碰着文学之社会效果之全般问题，则决不能与小说戏曲并日而语的”。他也像《中央日报》的文章一样责问中国作家，“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产生？——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吗？”11

那么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本身又如何呢？虽然以鲁迅为首的杂文作者成就突出，社会影响巨大，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然而一说起纯文学创作，文学界的习惯意识还是轻视甚至无视杂文，而独尊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

比如，创造社老将郑伯奇1934年3月在《春光》月刊创刊号发表了《伟大的作品底要求》，立即引起关注。该刊第三期专门辟出“附辑”，集中刊发了郁达夫、祝秀侠、夏征农、杜衡、王独清、徐懋庸、高荒（胡风）、艾思奇等人以《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为总题的十五篇“讨论”，其中只有署名吴穆的第八篇在单独列举了《阿Q正传》或许可算伟大作品之后，立即攻击一些老作家不肯再埋头吃苦，而只想出几本随笔沽名钓誉，可说是不点名地批评鲁迅杂文，此外并没有人把伟大作品不能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的流行。但是，在政治倾向上左中右都有的这十五位论者几乎一致认为“伟大的作品”就是小说。他们翻来覆去谈论的“五四”以来的好作品就是《阿Q正传》《倪焕之》《子夜》等。标榜“文艺自由主义”的杜衡倒是提醒大家，创刊号郑伯奇文章和编辑部约稿都只是追问“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而忘了给“什么才是伟大的作品？”下一个定义。杜衡本人也没有给出定义，他只是质疑郑伯奇列举的“五四”以来比较成功的那些小说是否真的具有“伟大的作品”的候选资格，可见他本人属意的也是小说，只不过他对于何为“伟大的作品（小说）”有不肯明说的标准而已。只有专门写杂文、一度为鲁迅所欣赏的徐懋庸敏锐地指出，这个专栏“题中所谓作品，大概是指小说”。徐懋庸认为“伟大的作品”不能只是小说，应该追问“整个的文坛之所以产生不出伟大的一切作品（诗歌、散文也在内）之故”。徐懋庸的意见只占十五分之一，声音极其微弱。当时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伟大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很少会有人想到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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