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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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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随着土地兼并的严重化,人民流离现象频繁,最终导致了府兵制的崩溃。大批的均田农民成为流民,他们被迫成为庄田主的租佃农。不仅要向庄主缴纳租赋,还得为庄田主服各种杂役,进行无偿的劳动。庄田经济的发展,使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增强。大庄主拥有大量财富,并招收流亡的农民到其庄田内劳作,直接影响了唐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使其不得不依靠地方。于是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强大,各藩镇节度使独占本镇财赋不入于朝廷。结果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3)军事力量:府兵制崩溃,募兵制发展,节度使集财政、军事、行政于一身,成为独霸一方的封建军阀,拥有与中央抗衡的军事实力。

唐玄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和人口的增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均田制的破坏使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力再充当需要自备粮草装备的府兵,于是募兵制发展起来。招募职业兵戍边,以节度使统领。长期戍边,不再更代。当时应募的士兵多是小贩、无赖等亡命之徒,根本不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唐政府开始大量任用少数民族人为边帅,率精兵守边防。少数民族与汉人相互歧视,节度使利用民族矛盾,减弱与中央的直属关系。加之蕃将集权于一身,遂拥兵自重,欲脱离中央自立。

(4)外界条件:玄宗时出现了严重的边疆问题。东北的奚族和契丹渐渐强大,经常对唐进行骚扰;西域的大食有东侵动向;南面的南诏数败唐军;西面崛起一个强大的吐蕃,直接威胁长安的安全。所以,需要在边疆地区布置重兵。可是府兵制的破坏使各军府无兵可派,无奈之下,只好变府兵制为募兵制。

二、唐中央政府的腐化助长了藩镇割据的形成。

(1)政治腐化:自玄宗后期开始每况愈下。

1.声色犬马。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认为“承平日久”,不再重视立纲陈纪。天宝年间,唐玄宗从此不再过问政事,只想安享逸乐,尤其是纳杨玉环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奢欲,营建宫室,赏赐无度,耗费了大量的财物。各地藩镇节度使投其所好,密谋发展。如胡人安禄山,得玄宗赏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有实力反叛。

2.奸臣当道。玄宗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李林甫忌贤妒能,“口蜜腹剑”,闭塞言路,专权达十九年之久。杨国忠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唐初本以文臣主边事,但李林甫、杨国忠执政后,改用蕃族寒人,提拔蕃将为节度使,边镇的军事不断增强。胡人安禄山兼河东、范阳、平卢节度使,兵力达18万之多。

3.宦官专权。玄宗以来,宦官内掌禁军,外为监军,破坏法纪。加之藩镇与宦官勾结,使藩镇有时间和空间发展势力,逐渐与中央相抗衡。

4. 朋党之争。朝臣争权夺利,不惜与藩镇相勾结,打压异己势力。

5. 吏治腐化。玄宗后期开始,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权力下跌,政治更加残暴,统治者生活糜烂,官吏贪污成风,人民负担着繁重的徭役赋税,人民起义不断发生,中央政府难以维持对地方的有力统治,上层建筑摇摇欲坠,逐渐失去了遏制藩镇的能力。

(2)决策失误:募兵制实施的不得已和节度使任命的不合理。

玄宗(712~756)时期﹐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这样一来,原来只管军事的节度使,逐渐把辖区内的军事、财政、民政大权集于一身,成为独霸一方的封建军阀。

(3)外重内轻。当时承平日久,很多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还禁止民间收藏武器。京师等于无兵,猛将精兵都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当时全国有57万军队,其中有49万部署在边疆地区,为节度使所控制,中央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8万人左右,局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而且,中央禁军多是雇来凑数的商贩、游民、富家子弟,不禁训练,根本不能打仗。在这种内轻外重的畸形局面下,藩镇割据已是不可避免了。

三、安史之乱是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藩镇割据形成的导火索。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以后,在山东、河南、江淮、关中等地都设有节度使,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河朔(北)三镇”节度使分别是卢龙李怀仙、魏博田承嗣、承德李宝臣。

唐朝无力彻底消灭“安史”余部,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德宗、宪宗时期,藩镇叛乱严重,中央倾全力平反,宪宗以后,藩镇重新崛起反叛,中央无力平反,只得承认既成事实。

于是,安史之乱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藩镇割据局面。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藩镇割据并不是说安史之乱结束后就出现了

唐王朝在讨平安史之乱到黄巢之乱前中央政府(不仅仅是皇帝，还包括朝臣宦官这类的中央朝廷)对于全国统治力是很强的，始终不服的只有河北三镇而已。

我们印象里就是说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朝廷命令就不听使唤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印象里朝廷等于皇帝等于皇权，实际上在中央皇帝、宦官、朝臣三派力量在唐中叶都把持着朝廷大权和权威，维持着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微妙的关系。直到唐武宗时代朝廷还有能力依靠武力和政治手段干涉河北藩镇统帅问题，如唐武宗时代即任命张仲武为卢龙节度使同时令卢龙军北征回鹘(即唐击乌介可汗之战)，而张仲武之子暴虐，朝廷亦罢其职。甚至直到唐昭宗时代唐朝中央亦还有实力的，不过因为昭宗错误的政策导致了宦官亡、朝臣死、皇帝休的结局，因为本身唐中后期就是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央皇权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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