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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为何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说是“绝唱”?
史记,司马迁,离骚《史记》为何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什么说是“绝唱”?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年始称《史记》。《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家之绝唱”是说其历史学成就。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
“无韵之《离骚》”是说其文学成就。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总之,《史记》是文学的历史,也是历史的文学,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统一。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司马迁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顼”(黄帝之孙)时的“天官”重黎氏。那时天官的地位十分重要而神圣,相当于执掌星相历法、医药占卜等工作的大祭司、大巫师,负有人与天沟通的特殊使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著名史学家,有志于恢复自己家族神圣而光荣的传统,在武帝时官至太史令。他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将来你接替我为太史,一定不要忘了我想完成的事情;自从孔子的《春秋》以后,就再没有人为人间的历史作系统记录向上天汇报了,你一定要牢记我们家族的使命啊。
司马迁后来继任了太史令。受父亲的嘱托和家族使命的召唤,他开始着手整理过往的历史资料。但是没过多久,他遭遇了“李陵之祸”,由此人生发生重大逆转。
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为人正直又不贪财,能为国家奋不顾身。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三万军队,到祁连山一带进攻匈奴右贤王。李广利才能平庸,但他的妹妹李夫人受汉武帝的宠爱,汉武帝为照顾他,命李陵带五千人马出征去分散匈奴注意力,以免李广利承受太大压力。李陵在回程中遭到匈奴八万主力大军的围攻,他率领部队竭尽死力拼杀,苦战了八天,杀敌上万人,最后弓箭用尽、粮食断炊、兵士死伤过半,而还没有等到救兵。李陵不得已之下只好暂且投降,想等待机会再回汉朝。但武帝听说此事后,认为他是真投降,把他的家眷亲属都杀掉了。司马迁与李陵本没有私交,只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武帝怀疑他为李陵辩解、意在中伤李广利,便把他下狱处以宫刑(去掉男性生殖器的酷刑)。
司马迁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李陵之祸”的残酷打击和身受宫刑之奇耻大辱并没有摧毁他,反而使他在悲愤中燃烧起更加强烈的使命感。作为史家的他知道: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遇困境而整理出《春秋》,屈原被放逐而写出《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而有《国语》,孙膑受刑成为残疾人乃有《兵法》,吕不韦被流放编成《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完成《说难》《孤愤》—他们都是心中有所郁结而难以抒发,最终才孕育出这些伟大著作的。司马迁不断用前人饱经磨难的经历来鼓励自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精神和毅力支撑了下来。他夜以继日地搜寻天下散失的旧闻,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他身处的武帝时代的全部历史,写成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的我国首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后人将之称为《史记》)。司马迁曾说,他的这部书是想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写成之后,“正本”要藏之名山(自古在名山祭天,以向上天汇报),“副本”则放在国家的首都(为人间的统治者提供指导和借鉴);这些深意和良苦用心则需要后世真正能够懂得他的人才可以理解。
东汉时代的班固在《汉书》中曾评论说,司马迁的书中人物太多、太杂了,很多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没有按照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言来进行取舍:他论述大道,却先说黄、老而后说儒家;他写《游侠列传),却让那些违法乱纪的奸猾之人出名;他在《货殖列传》里写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商人,则让贫贱的人感到羞耻。这些看法,是因为到了班固所处的时代,儒家经学的地位已经至高无上,而班固也不再有司马迁那种沟通“天人之际”的历史观念,他关注的范围已经完全落在人间,落在了儒家的一家之言里;所以他虽然距司马迁的时代不远,却已经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心了。不仅是班固,后代的史家也基本不能再回到司马迁的世界中——如北宋时代司马光主持编成的《资治通鉴》,虽然也是一部史学上的传世经典,但正如书名所显示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在位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他们心中只有“人”而缺失了“天”。《史记》中还留下了很多后来失传的上古文献资料,弥足珍贵,而且叙事手法独到,文辞也极尽高妙,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先生将《史记》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很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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