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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认为传统武术与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样的说法正确吗？有什么依据吗？

孔子,社会,他的为什么有人认为传统武术与传统文化都是封建社会的残余，这样的说法正确吗？有什么依据吗？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仁”最概括的意义，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即所谓“仁者爱人”。其所爱之人，不仅包括父母兄弟，也包括非血缘关系的他人。显然孔子所说的“爱人”并不是仅囿于“爱亲”的范围，而是具有“泛爱”的性质，也就是要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及于社会上的一切人。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并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为实现“仁”，在家庭成员之间，要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社会中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遵循“忠恕”的原则。所谓“忠恕”，宋儒朱熹解释为：“尽己谓忠，推己谓恕”，是为忠恕之道的基本含义。就如同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亦欲无加诸人。”“恕”是以己推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我自己求其达到的，也使别人达到；与此同时还要做到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意的，不要用来对待别人，不要以己之所恶施于人。儒家思想所确立的这样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将立己与立人联系了起来，以立己、达己为前提，但又不停留于这一点，由立己、达己进而推及到立人、达人，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使自我得到进一步的实现。孔子以忠恕之道，使自我有机地融入社会之中，使个体的自我实现超越个体而指向对群体的认同。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不仅将个体成功地融入了社会之中、群体之中，而且还以其宽泛的内涵，对个体人格提出了精神上的要求，规范了个体所应承担的历史义务，确立了个体的至高无上的人生终极目标。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以礼自律，使自身的言行合于礼。孔子还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这是说求“立”，就必须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孔子讲的“礼”，是关于君臣、士大夫、平民之间的行为规定。他认为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外在的规范——礼，才能达到仁。

孔子视智、勇、仁为三种重要的道德品性。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他聚徒讲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授古代文化，启迪人的智慧，但孔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的观点，则说明在学习中求得智慧，可以培养仁德。孔子还认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即有仁德的人，一定是勇敢的；而勇敢的人，不一定都有仁德。很明显，对于人的三种重要道德品性，孔子强调了仁对智和勇的核心作用。

孔子还提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基本上涵盖了人的实践的主要方面，即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记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刚、毅、木、讷近仁”也是孔子的主张。这种要求体现了对人的意志的克制以及对于人现实实践的重视。孔子所注重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他要求学生“讷于言而敏于行”，强调讷言慎言，敏事躬行，少说多做。

孔子的杀身成仁思想，在《论语·卫灵公》中有着完整的表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认为，仁是人生的终极理想，努力达到仁的境界，人生才有价值。当人的生命和道德两者发生矛盾时，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舍掉性命也在所不顾，为了求仁，可以以死赴之。孔子在这里所提倡的近于当今的自我牺牲精神。

从孔子对个体人格所提出的精神上的要求、行为的规范来看，似乎只涉及到个体的人生目标、完善个体所需的各种人生修养。如果孔子的“仁学”对于个体的要求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确实难以发现“仁学”与社会责任意识有什么联系。孔子不愧为历史的巨人，他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接将个人自身的修养与“安人”、“安百姓”联系了起来，亦即是将社会个体自身修养与社会义务、社会责任联系了起来，融为了一体。孔子的“仁学”是构成儒家思想的基石，从对“仁”的“孝亲”到提出“泛爱”，已为“仁”注入了社会的性质，而以“仁”为本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个体的自身修养，更是明确地指向了社会。“仁学”深刻的内涵，是将社会个体置于社会之中，强调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为完成社会的使命、历史的使命，对个体提出了修养的要求，而个体人格修养的最后归宿则是对于社会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对儒家思想作这样的理解：以“仁学”为其植根的土壤，要求个人行为与社会义务的统一，个人行为与历史责任感的统一，实践的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由孔子所确立的儒家思想的这一基本特征，经由孟子“修身”、“养心”说，从而明确地将个体自身的修养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通过心性义理的辨析，启发人们的理性自觉，于是，个体的修养与社会义务的实现、历史使命的实现，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自觉意识。

作为儒家思想基石的“仁学”，由孝悌之情到泛爱，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内在和谐，通过心、身的修养，最终实现治国平天下。显然，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以群体、社会为其终极关怀。因此儒家积极入世、将自身价值的实现置于社会之中，就是“仁学”思想的逻辑发展。由此，中华民族英雄人物的辈出、中华民族动人篇章的谱写、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形成，虽有时代和阶级的差别，但若溯其根本，都源于此。“仁学”为人们超越个体作了深刻的启迪，“仁学”是人们超越自我的一片沃土。由“仁学”所迸发出来的热情，引发了人们对于现实人生的热切关注，对于现实人生的积极参与。

二、追求人生的不朽

积极参与人生现实，努力在现实人生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在中国古代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参政意识，参政的途径就是做官。孔子对此早有明确的思想：“邦有道，则仕。”即在国家行仁义之道时，就应出来做官，参与国事管理。以追求和维护人道，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实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孔子奔忙的一生既是为仁义之道探索和奋斗的一生，也是他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一生。

孔子（前551一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父亲曾当过鲁国的下级武官，经过鲁晋之役而成为一位著名的武士。孔子年轻时积极入仕，他当过鲁国专管办理丧事赞礼的“儒”、主管理会计事务的“委吏”和照管牛马的“乘田”等小官。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孔子满怀“救世”的政治抱负，从鲁国来到齐国，向齐景公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未得到齐景公的重用，于是孔子又由齐国回到鲁国。他一方面招收弟子讲学，一方面积极参与治理国家。到51岁时，孔子才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不久就由中都宰晋升为司空（管理工程的官），以后又升为司寇（管理刑法的官）。后因鲁国内乱，在公元前497年他54岁时，被迫离开鲁国，从此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生涯。他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楚等国，每到一处，他便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热切地希望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去匡正天下。在各国推行政治主张的过程中，他遇到了种种阻力，甚至不为自己的弟子所理解。然而，孔子非但不改初衷，且以坚持和弘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说服了诸弟子。在外颠沛流离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他回国后，鲁哀公曾就治国之道请教于他，孔子就鲁国的政治发表过许多看法，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见解未能得到鲁哀公的重视，他宏大的政治抱负留给了他的弟子，留给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孔子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视“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崇高追求。孔子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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