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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清政府为何一味求和，打下去的代价会比割地赔款大吗？
清朝,列强,清政府清末清政府为何一味求和，打下去的代价会比割地赔款大吗？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主力部队是绿营和早已不堪一击的八旗军队。当时装备的火器大多是明末引进西方技术改进的火炮还有抬枪和鸟枪，大概占总兵力的一半，当然还有少数军队使用的是新式洋枪洋炮。
这时期的军队并非想象中那么落后，更何况当时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差距并没有像现在那般天差地别，清军最起码拥有不少火器装备的，虽然落后也不至于差距太大。
以大家熟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抗英事件来说，有这样一个细节很是耐人寻味。在三元里附近自发抗英的人民与英军大战时，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的枪炮皆哑，成为了摆设，手持刀矛甚至锄头的民众乘势猛攻，获得了不小的胜果。
虽然三元里的英军装备的是相对落后的燧发枪，不代表所有英军都是这种落后武器。但说明英军的武器与冷兵器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而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之所以溃不成军，武器装备落后是一方面。军队承平日久之下，官兵贪生怕死，加上道光帝昏庸的指挥和懦弱无能，最终导致了泱泱帝国上下再无斗志，签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了事。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可以看出，清庭上下若是有斗志，面对远道而来的英军进行消耗战来说也不至于败的一塌糊涂。（来自宋安之独家原创）但清庭上下都是贪生怕死，使英军赢的轻松，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最后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英国一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两国发动，沙俄趁火打劫，到了1900年时，干脆是八国联军侵华了。
可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是西方列强中英国的一次试探，结果清庭上下贪生怕死全无斗志，惨败割地赔款。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见有利可图也加入，这次更惨，京师被攻破咸丰帝跑热河病死。清朝如此不堪一击，西方列强越来越不放在眼里，最后形成了西方列强通过租界割地还有实际控制等方法来瓜分中国这块大蛋糕，比如东北在清末就被沙俄和日本实际控制。
发展到最后，西方列强试探清朝不堪一击以后。变成了西方列强集体蚕食清朝时的中国，清庭是真的打不过了，真的是代价比割地赔款还要大了，干脆当孙子当到底，开始一味的求和。
当然清朝之所以一味求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过开国时期的热血，康雍乾时代东征西讨的武风。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时期这个庞大帝国已经有二百年了，多年承平日久之下，帝国上下死气沉沉不说，上面皇帝是昏庸无道懦弱，下面是文官爱钱武将贪生怕死，即使拥有再好的武器也是白搭。
清庭面对西方列强的暴打也并非无动于衷，像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在咸丰年间枪炮比例就已经过半，当然主要以旧式火器为主，更多倾向于传统军队，可能跟创始人曾国藩身为传统文人有关系。而湘军的分支，李鸿章建立的淮军在同治初年就大致上实现了装备洋枪洋炮，因此有了“淮军即洋枪队”的说法。
到了光绪年间1900前后，随着洋务运动还有甲午战争以后新建陆军的成果，清庭守卫京师的精锐军队中除了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因系西北地方军改编，武器装备相对落后一些。其他军队与西方列强军队轻武器装备上已经是不相上下了。
但即使如此，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之时，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继咸丰帝后再次攻入清朝帝都，而慈禧也是学丈夫咸丰帝学的有模有样，带着光绪帝一路狂奔逃到西安。
最后总结来说，其实清庭与西方列强在军队武器上的差异的确是很大的。但并不是没有赢的机会，可惜清庭统治阶级害怕再现明朝因为应付外部危机而被内部势力颠覆的情况，所以没有血战到底的勇气一味的苟且偷生，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使西方列强来淘金的越来越多，到了最后清朝面对如此之多的西方列强，还真是就是血战到底都没活路，干脆割地赔款活着了。
最后再说说之所以长期存在清军长矛大刀抵抗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误区，主要在于现在认真研究历史客观发言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通过电视剧来了解历史，而相当一部分影视剧营造出清军这种落后情况，误导了很多人。
还有就是很多人混淆了正规军和非正规军的区别。像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清庭廷出于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的想法，曾要求主管义和团事务的大臣端亲王和刚毅将清军淘汰下来的火器装备发给义和团使用。不过义和团自认为神功护体刀枪不入，并没有使用这种武器，而是自信满满的使用大刀长矛，结果被西方军队的洋枪洋炮彻底粉碎了其神功护体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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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这个问题分两个核心：一是清政府“防汉”思想在作怪，这个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过，不作为本问答的主体，我会简单说说；二是儒家思想逐渐被“阉割”为统治者统治术的问题。清廷被“汉化”倒不如说被“儒家化”。
自北宋开始，我们汉人的“精神”其实与汉唐有很大不同。这是我们经常在谈这一问题时，经常被忽略的。
签订条约中出卖中国领土最多的大臣：奕山，堪称第一卖国贼
（1）儒家思想被不断“阉割”成为统治术，最终“君主”大于天、大于社稷其实成为普遍思想，这是一味求和最关键的思想
儒家和道家在起初阶段，在论述帝王、国家、天下的时候都有一个轻重缓急。《道德经》言：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自董仲舒、宋朝理学之后，社稷、天下和君为合体。特别是朱元璋将儒家思想从君、官、民彻底打通，从如何喝酒、如何起名字等无所不包地以“儒家思想”打通。
从理论上说，君主、社稷、天下合体；在实际上，君王大于社稷更大于天下。特别是清朝建立后，满人迅速与“儒家思想”合体，其态势更加明显。
在其手中，中国在国力潜力和能力上并不弱变为“彻底弱国”
从北宋开始，封建统治者就在和儒家合作打造一种新的理念“君王理念”，可以说赵祯、朱元璋、胤禛和弘历是这一理念的构造、完成、再加强的历程。
（2）“防汉思想”是清廷满汉精英阶层的主体思想
清朝作为“朝代”概念，自1644年建立以来，顺治和康熙、雍正，借助汉人精英不断地打压满人贵族势力，从而确保了“皇权至上”思想。乾隆朝的“防汉”心理非常明显，虽然许多人很无聊地编造出乾隆为汉人之子故事，但即使是真的也没啥，因为乾隆朝在位期间，面对“汉化”愈发严重、汉人权力增加，“防汉”思想越来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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