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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选考（如考状元）是属于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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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古代选考（如考状元）是属于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产物？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古代选考如考状元，是一个英明之举，在未考状之之前，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出路，穷人孩子无缘走到皇帝侧面，故考状元也是一行进步。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题主所说的“古代选考”，应该是指“科举制度”吧。

这种制度，严格来说，最早实行于唐代。

至于其“先进还是落后”，想要说清楚，没有一本几十万字的专著大概不行。

如果“挂一漏万”地评价，大约只能说是“有巨大的积极性，同时也挟带着很大的消极性”了。

还有一个视角——即从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横向比较来看，那么，明代中期以前，“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相对更大一些；明中期以后，则消极作用愈发明显。

一

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

中国，基本上是大一统的统一国家，最高权力中心是皇帝。皇帝之下，构建了阶层复杂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控制着历朝历代的国家行政、立法、司法、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同时，还控制或者干预着思想、教育、学术、宗教等等意识形态活动。

这个官僚体系的人才选拔和人员充实，唐代以后，靠的就是科举制度。

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从没形成过一个统一国家——小国林立、更迭变换，特别是宗教势力强盛。这使欧洲很长时间里，“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贫民”，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行之有效的人才选拔制度。

但是，中国的科举制度，从一开始，在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有巨大的消极作用——科举制度，既促成了古代中国的先进，也注定了近代中国的“掉队”。

二

科举制度，有哪些积极作用呢？

第一，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积极作用，就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制度。

这种文官制度，是从汉代的“察举制度”开始的。至唐代，代之以考试为主，这标志着完成了“察举”向“科考”的过渡。到北宋，弥封、誊录、回避等科举立法全面完善，表明科举制度的全面完善。

第二，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从法律层面来说，是超阶级的，在抑制贵族，广揽下层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以前的“察举制度”，给贵族在推荐人才过程中上下其手留了足够空间，特别是在魏晋时期，氏族门阀几乎完全控制垄断了“察举”这件事。唐代开始，帝王们为了防止贵族官僚窃取权位，一是严格考试程序，二是打击科举作弊，这使最底层的人才，有可能一经科举考取，便可无争议地进入统治阶级队伍。唐以后，出于下层的科举人才，占到了中举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人员的不断更新，使社会上下层之间形成了对流，有利于缓和阶级阶层矛盾，保持国家政权的活力。

第三，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从文化层面来说，对文学和史学的影响特别深远。

唐代科考重诗赋，宋代取士重策论。这对于唐诗、宋文的繁荣，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由明初朱右选集且命名，显然他是受了宋代科考的影响。即便明清科考八股盛行，但因为其两两相对的长联，是以早就存在的“对联”为基础，因此，明清时期的对联和长联极其繁荣。对于史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亦功不可没。

除以上三条之外，科考制度，促成了社会上极其浓厚的学习氛围；同时，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尊重文人的风气，利玛窦当年即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凭社会”；科举制度，还促进了官僚体制、官员设置的完善，唐代的中央机构已设立吏、礼、户、刑、工、兵六部，欧洲到近代初期，尚未形成如此明确的政府职能分工。

三

科考制度的消极作用亦十分明显。

第一，科考制度，确立了通行全国、延续逾千年的“官本位”定位。

这种定位，不仅表现在现实中，还渗透到几乎所有人的“骨子里”。《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穷经皓首，只为科考。清代冯桂芬写了《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其曰：“今科虽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之间其人已老。”当官的和有财产的人，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孙参考，以便辈辈做官和更加有钱；民间的和穷人，也想方设法让子孙应考，为的是改换门庭。这种局面的另一个副作用，是使社会上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和精力，完全集中于科考之上。

第二，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封建皇权的极端专制性。

科考，是“命题作文”，最终的“阅卷者”，是皇帝。中举的文人，做的是皇帝的官，所要效忠的也是皇帝。科考制度，限制了氏族门阀势力，但同时，也极大削弱了贵族们对皇权的限制，这是一把“双刃剑”。《世说新语》里的魏晋士族名士，谈吐自由洒脱、狂放不羁。唐以后，再也难见到这样的知识分子。唐代“牛李党争”，非科举出身的氏族宰相李德裕，比起科举出身的庶族宰相牛僧孺，敢作敢为不知多少倍。及至清代，几乎所有科举官员立马都丧失了血性，皆变得唯唯诺诺。

第三，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科考，不仅极大限制了文职官员的创造性，也使科学的发展收到了极大的遏制。

唐代初期，李渊父子为了证明李氏政权的合理性，把老子称为自己的祖先，由此崇奉过一段时间道教。但总体上，科考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核心内容的，即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逼仄偏狭的科考内容，配合以“官本位”的思想和现实，是几乎全国的考生，都一股脑钻入儒学当中。这令学者们的眼界越来越窄，思路越来越偏。特别是在明中期后，世界已经进入科学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禁锢于故纸堆中，而且把一切新事物和外来事物，解释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这对于中国及时迈入新时代，对于经济、科学和政治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到中国：“许久之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他所说的达到“极限”，应该指的是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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