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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讨厌贬低”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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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司马迁为什么“讨厌贬低”商鞅？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我是白龙赤子，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太史公司马迁，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一直与西方历史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是历史学领域中的“巨牛”。商鞅，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改革家，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了他，那时对他手段的强硬表示不赞同。但是通过阅历的丰富，职业的变化之后，我觉得能为大多数人做好事的人就是厉害人，应该被人们所赞颂。但是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却对商鞅备受贬低，这是为什么呢？下面我将详细分析：

极端的变法措施

首先，商鞅的变法措施有极端的部分，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这些极端的措施中我认为有两条是最不合理的，包括“连坐法”和“燔诗书而明法令”，这两项措施的实行让商鞅的声望彻底下降。

1.连坐法。商鞅变法规定，将五家划分为一“伍”，两伍又划为一“什”，只要是在一“什”之内的人，如果哪家触犯了法律，其他人也要受到一定的惩罚。用现代法治的思维来看，这是极其不合理的，这就等于住在同一栋楼的人，如果一家人犯了法，同一楼层的所有人都要受到惩罚，并且跟犯罪的人处以同样的判决，对于没有犯罪的普通人是相当不公平的。

2.“燔诗书而明法令”。这一政策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商鞅吸取李悝《法经》中的部分内容，烧毁一切与儒家思想有关的书籍，破坏了中华文化的根系。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合理的因素，比如对“仁”、“孝”和“礼”的推崇，都让儒家文化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而商鞅对这些优秀的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太史公司马迁

与前面提到的商鞅不同，我们的太史公司马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儒家。他从小跟着他的父亲司马谈学习儒家重要典籍，十岁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到了长安，也就是当时的首都。在这儿，司马迁见到了影响一生的孔安国，孔安国是儒学大家，骨子里面都渗透着儒家的价值观。从此，司马迁走上了儒家化的人生。另外，从司马迁个人的经历来看，他对儒家精神中的“孝”非常的重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托付给了他未完成的书籍，他用自己的一生完成了《史记》的写作，就是他对“孝”的看法。

西汉初年的历史大背景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汉最伟大的政治家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汉武帝刘彻在统治思想上也注重儒家思想的合理因素。他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采取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从此，儒家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重要思想。司马迁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曾有人说过：影响一个思想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或她所处的时代，这是非常睿智的看法，比如在中世纪就能产生奥古斯丁那样的神学家、在近代就能产生孟德斯鸠那样的法学家，没有时代的土壤，也就不会产生杰出的思想家。

结语

商鞅和司马迁就像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与司马迁一样，不能用简单的视角来评价他们，他们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为万世所传颂。他们在互相评价中，肯定有所倾向，这是正常的。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切不可用“一刀切”的方式看待他们，这是不符合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司马迁并没有完全贬低商鞅，对待商鞅的态度要放在太史公对待整改秦历史的背景下分析，司马迁对秦历史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六国年表》和《秦本纪》等篇章中。西汉代秦而立，时人多讨伐秦实行的“暴政”的种种罪过，但是司马迁不拘泥于时人的偏颇之词，对秦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在写《秦本纪》的时候，浓墨重彩的记载了秦孝公的贡献，商鞅就是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的。而且司马迁为对秦朝有功的人士，如商鞅、甘茂、魏冉、白起、王翦等10余人立传，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并没有讨厌和贬低整个秦朝历史，对秦朝的重要人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司马迁对于秦朝历史人物评价充分运用了“二分法”来分析，一方面肯定他们的统一中国之功劳，另一方面有批判他们在助秦实施暴政方面的历史过错。故对于商鞅的评价，司马迁也是分成两部分的，一方面肯定其功绩，另一方面又对其功利行为进行批判。

总而言之，对于商鞅的，司马迁只是对于他的个人行为进行了批判，单还是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劳。作为一代史学大师，并没有因为个人喜好而随意更改历史，这也是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伟大之处！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对于商鞅的历史功绩，司马迁不是没有清楚认识。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还把商鞅传记安排在了《史记》战国人物列传的第一篇。但是，我们在读《商君列传》时，却分明感受到司马迁对传主溢于言表的厌恶和贬抑。

司马迁为什么讨厌商鞅？从大的方面说，是因为学术观念及立场的不同。对于法律，司马迁在《酷吏列传》开篇有一大段议论。他引用了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然后表明自己的观点：“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汉兴，破觚而为圆，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可见，司马迁的政治观点为儒家仁政德治、礼乐教化与道家清净无为的综合。在他看来，法律仅仅是政治的辅助工具，而非其清浊安危之源。对于严刑重罚所带来的危害，司马迁在思考秦史、汉武任用酷吏以及自身遭遇的基础上，比一般人有着更为清醒的认知和痛切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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