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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的困境真的无解吗？

崇祯,明朝,皇帝明朝末年的困境真的无解吗？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明朝末年的困境真的无解吗？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即使朱元璋附身到崇祯身上也挽救不了明朝灭亡的命运，最多只能延长一下明朝存在的时间而已。明末碰到的问题就如同扁鹊说的疾病已经深入骨髓，即使神医也无法挽救。

明末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而这点几乎是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死穴，而且是无解的。所有有识之士甚至所有官员都知道土地兼并的危害，但并不妨碍他们及其家族大量兼并土地，即使很有能力、名望的大臣也不例外。比如徐阶，能力出众，继任首辅之后，大力革除严嵩弊政、还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但他们家族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像海瑞那样的清官却是凤毛麟角，还不容于同僚。明朝除了官僚群体兼并土地，还有以福王为代表的皇室成员在侵占土地上也不余遗力。土地兼并造成下层民众生活十分艰辛，民不聊生，农民起义运动风起云涌。

而且很不幸的是明朝又碰到小冰河时代，自然灾害频发，效率低下又腐败不堪的封建政府很难有效应对，要救灾就得加税，加税又让民间底层百姓更困苦。政府官员忙于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并不把朱家天下的安危当做自己的事，不可能损私利而利国家。

朱元璋为什么反元，最后还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宁愿起来造反争取一线生机。朱元璋如果附身到崇祯身上能不能抑制土地兼并呢，也没有可能，因为他没有可能获得官僚群体的支持，到手的利益要再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他即使能杀个别人、甚至一批人都没用，崇祯杀掉的大臣其实也不少，但换了一个上来还是一样，又能如何？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有解。明实亡于东林党、小冰河天灾、鼠疫、蝗灾以及宗室问题。

崇祯在除掉魏忠贤之后，明朝的文官都向崇祯联名上奏，要求裁撤东厂和锦衣卫的的编制，不让宦官集团有再次做大的机会，看似为了皇帝，实际上是为了这些文官自己。

没有了足够的力量去制约文臣，不知道这些文臣的私下勾当，导致崇祯时期文臣贪腐事件频出，但是崇祯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最讽刺的例子便是崇祯希望手下大臣和贵戚给国家捐款，结果每个人捐款都不超过两千两白银，包括崇祯的老丈人，但是北京城破，这些大臣和勋贵被抄家的时候，个个被抄出几十万两白银，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次，崇祯没有给有能力平定叛乱的文臣武将足够的信任和支持。

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袁崇焕，毛文龙这些人如果崇祯给予足够的信任和支持，不猜忌，不派京官去战场使绊子，其实是打的过李自成和皇太极的。

在战役之初，明军打叛军是胜多败少的，后来因为拖欠军饷，士兵死了白死，离心离德，士气低落，这才导致明军战力急剧下降。

若要走出困境，方法如下:

一，查办张家口晋商。张家口晋商在明末是一个特殊群体，其大量将粮食、布匹、铁器等战略物资走私给关外后金，换取金银，时间长达数十年。查办这些晋商，可获得巨额资金，解财政的燃眉之急。

二，征收厘金，可以让政府从明末繁荣的商业获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

三，开放海贸，收取关税。明末海洋贸易发达，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均大规模在中国沿海走私活动猖獗。

四，大力反腐。明末官员、藩王、勋贵都高度腐败。

五，可以发行国债；甚至进行农业税改革，丈量土地，士绅一体纳税等等。

六，将己传入福建的高产农作物玉米、土豆及马铃薯等在全国尤其是北方培育并推广。

七，编练新军，以武士道精神

贯彻，并配以监军、政委与指导员。

八，禁止妇女束胸与缠足，允许妇女务工、上学、参军、参加科考等。

九，扶植新的魏忠贤，打压东林党人。

十，与后金和谈并和亲，攘外必先安内。

十一，集中力量对付流寇。因为流寇战斗力弱，但造成的损害更大，因为他们都在帝国的腹心之地抢掠。

十二，允许宗室参与工商业、参军与做官，但是，逐步取消宗室俸禄，并且宗室与百姓一体交税。

十三，大力发展工商业，鼓励发明，鼓励对外贸易。

十四，招聘在华传教士，按能力授官，或为医生、教师、工程师、火器专家、工匠、教官与顾问等。并请葡澳当局支援火器与教官。

综上，三年必有小成，必能平定内乱，安顿流民，工商业蓬勃发展，财政充足，待新军练成之后，联合朝鲜、林丹汗与俄罗斯，北上扫平后金。




回答于 2019-09-11 08:43:50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增，又赶上了百年不遇的极端气候，各种极端自然灾害长时间、大规模侵害，紧随其后的农民起义、大清崛起，又加上朝政乱局。这种困境，可以说是亘古未有，想要破解实在太为难崇祯了。

自然灾害反复上演

15-17世纪的200余年中，全球处于“小冰河期”气候，各种自然灾害集中爆发。大明崇祯年间，正赶上1000年中最寒冷的时候，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灾害长时间、大范围影响中国，也耗尽了大明最后的精力。

旱灾

公元1637年-1643年，中国持续大范围干旱，旱灾波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北方多数地区旱灾持续达4-8年，重灾区在黄河、海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是500年来最严重的的旱灾。干旱1637年（崇祯十年）主要出现在华北和西北地区，1638年（崇祯十一年）向南扩大到皖、苏等省。干旱最严重的的1640年（崇祯十三年）出现数省特旱，临汾夏季甚至“风霾不息”，即持续性沙尘暴。

据各地文献记载，干旱期间，黄河、海河流域持续少雨，1640年（崇祯十三年）年降雨量不足300mm，跟现在的新疆地区降雨量差不多，华北地区1640年、1641年连续两年的降雨量远低于三年自然灾害。干旱严重的时候，禾苗尽枯，庄稼绝收，山西汾水、漳河全部枯竭，河北九河、白洋淀全部干涸，这种河流、湖泊干涸的现象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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