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网站导航收录 > 百科知识百科知识

放大镜倍数(留存“中国记忆”的“国图行动”)

中国,记忆,采访放大镜倍数(留存“中国记忆”的“国图行动”)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志同道合的人总能彼此理解、互相吸引。随后的几年里，几批新入职的同事也加入了起步阶段的“中国记忆”项目组。

戴晓晔回忆，2013年“中国记忆”已经启动了几个专题，其中就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的试点工作。传统音乐是非遗十大门类之一，这让研究民族音乐学的她颇为心动，“我一听，这不正好专业对口？就考进来了”。

作为早期加入的“小马”之一，戴晓晔很快发现，因为要拉的“车”实在太大，“专业对口与否”在“中国记忆”并非最关键的用人标准，够不够“拼”、够不够用心才是。

负责“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的刘东亮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专业算是对口。但因为团队人手不够，读书时只习惯用录音笔做田野调查的他，如今也扛起了摄像机；在云南兰坪，为了还原普米族即将被遗忘的传统婚俗，“东亮连婚庆公司的活儿也干了”，田苗半开玩笑似的说。

从2014年至今，“中国记忆”对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进行了51次口述记录，拍摄了大量的数学学术活动，而团队中负责采访工作的史建桥是古代文学博士。田苗一直觉得“史老师对丘先生的采访工作，做得非常充分细致”。史建桥本人却总是遗憾自己“实在看不懂数学论文”。

田苗有个语言习惯，介绍团队分工，他喜欢说某个成员“身上”，而不是“手头”有哪几项任务——好像如果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就撑不起“中国记忆”这架“大车”的分量。“瑞婷‘身上’有好几项学者口述史的工作，顾方舟先生的口述史《一生一事》就是她做的，评上了2018年的中国好书。”

范瑞婷2012年来到国图，是和“中国记忆”一起成长起来的“小马”。刚工作不久，范瑞婷就跟着田苗，应邀去拍摄过一部宣传免疫接种的公益宣传片，由此认识了主导我国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俗称“糖丸”）研发的顾方舟先生。她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顾先生的场景：“那天阳光很好，老人儒雅又有风度，特别亲切地来欢迎我们，招呼我们快进来。”以这次采访为机缘，“中国记忆”获得了拜访“糖丸爷爷”进行口述史料采集整理的机会。田苗鼓励学民俗学出身的范瑞婷“去试试看”。因为专业跨度太大，正式采访开始之前，范瑞婷把“顾先生写的和写顾先生的”文章，只要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甚至“啃”了几篇这位病毒学权威专家发表的医学论文。

她一共对顾先生进行了13次采访，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平均每次时长控制在1小时左右。访谈过程中，老人云淡风轻地描述自己的一生，范瑞婷却常常被震撼、被打动。“顾先生是母亲一手带大的，妈妈为了挣钱抚养孩子们，学了助产士，吃了很多苦。她希望顾先生长大了能做医生，因为做医生不求人，而且顾先生的手长得很好看，特别适合握手术刀。但是长大之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顾先生没有做外科医生，而是转投公共卫生领域，学习病毒学。”每次有记者采访她，范瑞婷总会把先生留给她印象最深的话复述一遍，“因为先生觉得‘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却能让千百万人受益’”。

13次采访下来，先生的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这让范瑞婷和同事们非常揪心。2018年，《一生一事》即将付梓，田苗他们拿着粉、白、黄三种色调的封面设计，给病床上的顾先生看，老人当时表述已有困难，但他还是指着白色的方案说：“选白色吧，我这一生清清白白。”

2019年1月2日，顾先生走了。得知消息的时候，范瑞婷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她扔下手里的活儿，第一时间打给顾先生的老伴李以莞奶奶，本来想安慰老人，却在电话接通的一刻，哭得说不出话来。顾先生走了，他的故事和精神却在范瑞婷“身上”留下了痕迹。“我常常会想起他，尤其做母亲之后，我每次带孩子打疫苗，都会记起先生让自己的孩子试吃糖丸的故事，越想越觉得震撼。”

范瑞婷觉得，“中国记忆”这份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做口述史是特别一个正能量的工作，我们的采访对象所做的事，他们的品质，都让我由衷地仰慕，想要去学习、去追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业红利’”。

作为“中国记忆”团队里相对年长的成员，李东晔今年刚刚整理出版了《予知识以殿堂：国家图书馆馆舍建设（1975-1987）口述史》。为了这本书，她采访了20多位参与国图总馆南区建设的设计师、工程师、老馆员。“他们不只是国图历史的亲历者，更是缔造者。我作为一个2007年进入国图的晚辈，能通过这项工作，把自己和学识渊博的前辈、和国图的命运连接在一起，真的有种幸福感。”说这话的时候，李东晔笑得像个孩子。

杨秋濛为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纪录片普及与发展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先生做过4年的口述记录。每次采访，她会提前做出至少三次的采访提纲，并查找各种资料，给每个问题列出一个“参考答案”。司徒先生有时会惊讶于这个年轻人准备之充分，问她：“我手头都没有的照片，你怎么找到的？”二人成了忘年交。杨秋濛同时负责东北抗联纪录影片的策划与创作工作，有时候思路“卡死”，她会向司徒先生“求援”，先生的指点总给她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这样一位有成就的行业前辈，愿意和我分享一辈子沉淀的经验和人生智慧，我觉得特别荣幸。”

因为看重这份“职业红利”而加入“中国记忆”的成员还有谢忠军。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向的硕士，对非遗项目怀有一腔执着的热情，但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没能从事和专业相关的职业，这在他心里是种遗憾。“所以后来，忠军放弃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辞职加入‘中国记忆’。”介绍到谢忠军，田苗的语气里带着感慨。谢忠军倒很平静：“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份工作能够学以致用，很符合我的志趣。”因为主要负责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相关的工作，他对中国传统酿造、制瓷技艺和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都颇有研究；他给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地质学教授刘兴诗做过口述史记录，也采访过冰川、气候学家秦大河院士，每采访一位，他都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阅读受访者的著作。“这些著作，这些科学家的讲述对我个人也是一种滋养。”谢忠军很喜欢他现在的工作，他的投入和专业也让受访者对“中国记忆”报以更大的信任。“有一次采访，秦大河先生突然问我，我插在南极点的国旗、科考时的睡袋还有日记，你们国图能收吗？”

按照田苗的理论，“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那这样意外而珍贵的收获，大概就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

“技·忆”

在拉大车的“小马”之中，刘芯会身上的担子有些不同，用田苗的话说，她是全能型人才。这位国际法专业的高材生语速不慢，但逻辑清晰。她负责的口述史采访对象，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不用借助任何参考材料，刘芯会就能清楚准确地复述这位88岁文物古迹保护专家的人生履历：哪一年考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身)；哪一年到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从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变成与先生共事的晚辈；哪一年主持了北京湖广会馆的整修，又在哪一年参与了北京司马台长城的修缮……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