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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镜倍数(留存“中国记忆”的“国图行动”)
中国,记忆,采访放大镜倍数(留存“中国记忆”的“国图行动”)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传承
在“中国记忆”，戴晓晔主要负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学术咨询和验收组织工作，那是2015年当时的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给“中国记忆”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对他们记忆与技艺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为了加速推进，“中国记忆”编制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操作指南》，便于各省级非遗保护中心建立团队，按照指南上的方法进行录音录像等多种形式的口述史料、影音资料采集和已有文献收集。
戴晓晔是接触各地实施单位和执行团队最多的人之一，也听他们讲过太多有关非遗传承人的动人故事。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琪曾作为学术专员，采访和记录过非遗项目“河西宝卷”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乔玉安。两人见面时，乔老躺在医院病床上，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周琪曾一度犹豫过，要不要进行采访和录制。“乔老当时就说，如果他走了，可能河西宝卷的很多部分就没人会唱了，所以他要录，把他所会的都留下来。”戴晓晔后来在采访视频中看到，很多镜头都是乔老吸着氧或输着液，坚持拍摄的。
周琪还讲过一个细节，每次采访他都要亲手把乔老从病床上抱到摄像机前，每抱一次，周琪都会发现乔老又轻了一点。“周老师说，他觉得很矛盾，一方面不想让老人再这样耗费精力，另一方面又知道乔老很想、很想把记忆传下来。”
戴晓晔太理解这种矛盾了。2016年，她代表“中国记忆”，联系上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元老”王震亚先生，希望王老能成为“中国记忆”项目当代重要学者专题的口述史受访人。产生这一采访意向，当然不单是因为王先生是戴晓晔母校的老领导，她和同事们做了很多功课，请教了业界专家，综合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也许今天看来，出生于1922年的王震亚先生在同时代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中并不是社会知名度最高的，但他绝对是我国音乐近现代史的见证者，而且老人自年轻时起，就非常重视学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王先生开拓性地以唱腔加乐队总谱而非单一人声乐谱的形式，对梅兰芳等京剧名家表演的剧目进行记谱。作为音乐教育家，他也将京剧音乐分析带到了作曲系的课堂上。王震亚先生的夫人文彦女士是王老就读国立音专时的同班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图书资料室主任——珍视每一道历史印痕的老两口，把家中变成了小型“图书馆”。如果后人想回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程，王老的叙述和收藏都是不可或缺的珍贵凭证。
接到采访邀请时，王震亚已是94岁高龄的鲐背老人，却依旧不改谦和谨慎。“王先生说‘我觉得这个事特别有意义，但是我得做准备’。”一年之后，2017年初，戴晓晔接到了王震亚主动打来的电话，老人告诉她：“我准备好了，你们来吧。”第一次登门拜访，戴晓晔才知道这位学养深厚的老前辈一年来的准备工作有多么充分细致。王震亚一直有做笔记的习惯，这次接受采访，老人单独拿出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的都是一些重要的回忆片段。为了保证准确性，他还从自家的“图书馆”翻找出同时期的对应资料，用以佐证。
一开始，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采访定为每两周一次。王震亚先生的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要先打一套太极，休息一会儿，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再接受采访。戴晓晔说，每次王先生都讲得津津有味，虽然年事已高，已经控制不好气息和音准，但聊到兴起，老人还是会给她唱幼时母亲唱过的歌谣，边模仿边描述他第一次听人吹唢呐，是怎样的曲调……“那时文彦老师身体也还好，王先生做口述，她就在旁边陪着。”戴晓晔说，听老伴儿哼起童年的旋律，文彦奶奶几次拉过她的手：“你知道吗？这些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然而过了半年左右，文彦老师走了，王震亚先生担心自己的时间不够，主动向戴晓晔提出希望加快进度，把采访频率增加到每周一次。“到了后期，王老觉得身体越来越差，太极也不打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采访上。”戴晓晔觉得老人家越来越滔滔不绝，“他特别想一次多说一些，但看得出来老人已经很吃力了……”讲到这里，泪水在戴晓晔的眼里打转。
2019年3月，第60次采访后不久，王老在睡梦中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老人反复叮嘱，要把自己和爱人文彦收藏的所有资料，全数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戴晓晔被先生的信任深深感动着，她觉得做口述史的过程，就是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一种双向的情感付出，当老人感受到你是真诚地、毫无功利心地想要记录他们的年华，他们也会放心地、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全部记忆托付给你。“我们这些记录者，其实是不被历史所记住的，但只要把他们的记忆传承下去，我们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戴晓晔有点说不下去了，“但这件事我还没有做好，我还没把书稿整理出来。先生走后很长时间，我一看到稿子就特别难受，总会想起先生……”
“小马”
虽然王震亚先生的口述史书稿尚未整理成形，但这十年，“中国记忆”取得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谈几百小时的口述文献和影音文献，光是与各专题相关的出版物码在桌上就有厚厚一摞，让人很难想象负责完成这些记录、整理工作的项目团队，主要成员只有15人。
“我们是小马拉大车，但大车至少不能没马拉。”田苗讲话自带一种豁达幽默，他和“中国记忆”的同事们有两个共识，一个是“想干成事的人，必须得乐观”；另一个听起来有些“简单粗暴”，“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田苗正色道：“你拿不出足够的真诚和正直，凭什么要求一位老人把他一生的经历和感悟，欢乐和痛苦，甚至秘密分享给你？你能承受吗？”
撑起“中国记忆”的15匹“小马”，就是一群乐观的好人。
“领头马”田苗2010年进入国图，“当时就是为做口述史来的”。他学化学出身，却一直对考古和人类学充满热情，一毕业就扔下专业去做了几年纪录片导演。工作中，田苗偶然接触到一本介绍口述史的书籍，他被迷住了——做纪录片总会遇到人生经历丰富的拍摄对象，如果把他们的故事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并保存下来，其价值不言而喻。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国外很多著名图书馆都将口述史料作为重要的馆藏资源。那么哪里最适合收集和保存中国的口述史料？他想到了国家图书馆。
“我希望能做一份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工作；一份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沉淀和积累，越做越好、越做越深的工作；一份将来讲给我的孩子，能让他们感到骄傲的工作。”抱着这样的想法，田苗来到了国家图书馆。2011年1月，入职刚满半年的田苗直接给当时的馆长写了一封信，主题是“建议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口述历史中心”。
他没想到，那封信很快收到了回复。国图领导也认为对口述史料的采集和收藏意义重大，让田苗尽快开始筹备这项对于国图来说全新的工作，还提醒他，不必“另起炉灶”只做口述史，应该把现有的馆藏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将新采集的口述史料与传统的纸质文献相结合，使二者相得益彰，发挥更大价值——“中国记忆”这个内涵更丰富、更深沉有力的项目名称，也在此时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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