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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李泽厚逝世一周年：永远走自己的路，总是两面不讨好)

李泽厚,学术,思想家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李泽厚逝世一周年：永远走自己的路，总是两面不讨好)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前面讲过，中国的实用理性有忽视逻辑和思辨的弱点。特别崇信孟子的牟宗三也承认，孟子不讲逻辑。中国学人也多偏于丰富多样的情感抒发，少于冷静严格的逻辑思索。我讲，在中学设立独立的形式逻辑课程很重要，我们将逻辑课和政治课放在一起，这不对呀，它们恰恰是两个相反的东西。政治是不讲道理的。古代就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然在法治社会，情况不同一些。法律是讲逻辑的，辩论是要讲理的。我主张人文学人学点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也是为了尽量避免这种语言概念的模糊病。特别是现在儒学高涨，学人到处使用诸“仁”“性”“理”“心”“道”等语词，都非常含混多义，不知所云，几乎又回到当年严复批评“气”的多义使用，真令人悲哀。

何兆武致李泽厚函。

“超越李泽厚”

马：我读过钱理群教授的一段话：“我们不是超越李泽厚，我们要达到他的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当下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很迫切的问题。”但自八十年代起，便有“超越李泽厚”一说。

李：如果能超越，那是好事。但你要拿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是很希望年轻一代学者能拿出东西来证明这一点。任何人任何著作都需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经得住读者的考验。真理不是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我在一些文章中说过，我的书只是为大家扫扫地、开开路而已。

马：与有些学人不同，您似乎很有定力，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基本看法几十年始终不变。

李：为什么要变？我有一以贯之的东西。我没有转什么向，我的特点是从来不转向。我的核心思想除了后来对“物自体”的观点有重要改变从而可影响全局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我比较顽固，认定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我不赶时髦，不随风倒，而很多人是人云亦云，追风赶时髦的，所以我就不奇怪被人攻击。包括康德、爱因斯坦，当年他们的著作出来也有很多人攻击，很多著名学者都是这样。被人接受不是那么容易的，时间是最好的检验者。

马：您认为学术需要争鸣吗？

李：不要搞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不叫争鸣，在学术上站不住，没什么意义。但有时也不免，古人也不免。王船山对朱熹，也有人身攻击，但那是次要的，主要是学理的。恰恰要在争鸣之间能出东西。西方也一样，你看凯恩斯和哈耶克，等等。康德就是反对独断论，这不是批判吗？反对怀疑论，这不是争鸣吗？都是有对象的。黑格尔不是批判康德也批判谢林吗？罗尔斯就反对功利主义，这都是一样的。但你也可以不批评，这是自由的，主要是看各种情境来选择。

马：在您的漫长学思之路上，各种争议、批评一直相随，如何面对？

李：我向来对赞成我或反对我，热烈支持我或猛烈抨击我，只要是出于学术讨论的要求和立场，讲出理由，基本均一视同仁。而且我会注意人家骂我、批评我时有没有说对了的东西，只要说对的，我都吸收。这一点至今如此。这是我的个性。至于出于其他目的的攻讦或吹捧，除了在笔头但经常是在口头略加嘲讽外，更不放在心上。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子，众生平等。我的学生都知道，在我这里是民主的，你完全可以不同意老师的意见。学术研究的精神应该是你也许对，我也许错，让我们共同努力接近真理。

在学术上不要怕得罪人，这个问题我从不考虑，而且我认为学术上的异同不应影响私人关系。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有过争辩，但仍然是好朋友。

马：您讲过学术上的“红卫兵遗风”。

李：当代一些学人的心态有问题，觉得只有自己掌握真理，“我就是对，你就是错”，认为“老子天下第一”，互相攻击。有人是老师不出面，指使学生发表文章，这就太可笑了。这种心态的形成，是教育的结果。严重一点说，就是红卫兵遗风。现在学术界的很多争端，都让我想起“文革”时的红卫兵口号：“把你们都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种教育影响深远。当然自古文人相轻，但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问题尤其突出。现在不管是哪一派，甚至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有红卫兵遗风。

“支援意识”

马：您一直强调在学术上要有原创，要有突破，问题是什么叫“原创”?什么叫“突破”?

李：自然科学的范式(paradigm)转换需要经历常态科学发展的漫长过程，在这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原创”和“突破”，只是层次、程度、范围、大小不同而已。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也如此。爱因斯坦“突破”牛顿前，仍有许多大科学家；只身千古的莎士比亚外，仍有许多大文学家。他们都有不同性质、不同成就的“原创”和“突破”。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做出“范式的转换”或“伟大的突破”的，而任何增砖添瓦、补充改进、旧瓶新酒，都可以是“原创”和“突破”，只是规模、意义、作用可能小一些。但比那些蔑视一切、抹杀过去、空谈创造者，要有价值得多。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现在有些人还只是半个专家，还在路途上，就目空一切、骂倒一切。古人叫轻狂。所以我更赞赏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贡献却并不张牙舞爪轻视别人的人。

马：要“创造”是否就要摆脱“依附”？

李：非也。我倒愿意为许多年轻或不年轻的学人所蔑视的“依附”说点话。

我认为，任何真正的“创造”都不是变魔术似的无中生有，而恰恰必须“依附”在前人的成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包括最伟大的“创造”如爱因斯坦，也如此。为求“原创”“突破”“创造”，而不重视继承、依附、延续，天马行空，结果很可能不是前进，而是倒退。这在经济、政治、文化、学术上，都有历史的先例。

马：因此您很早就强调和重视“支援意识”。

李：在八十年代与崔之元的一次对话中，我讲我承认方法是重要的，但思想的深刻在于其实际内容。我同意林毓生的话，方法好比篮球规则，背得再熟还是不会打。原创力一方面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Personal Knowledge书中认为，思想时总要有所依凭，不是凭空乱想，这依凭就是“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个人只有在支援意识中潜移默化，才能逐步体会和领悟深刻的道理。比如社会中奇理斯玛（charisma，意为“魅力、感召力”）权威的存在，就可以为个人提供一种支援意识，使人的思想有所依凭。库恩的范式概念很受波兰尼的影响。一个人必须在范式中受到思维锻炼，才能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新问题，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向来主张多翻译国外的重要学术著作，与其轻率地写作，不如严肃地翻译。只有当一个社会文化中的支援意识深厚丰富起来之后，个人通过学习大师也就是奇理斯玛权威的著作，才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逐步使思想变得深刻。

当然，创造需要知识，但知识却不等于创造。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从知识到力量，其中还需要某种转换。就是说，要使知识（对象）变成力量（主体），需要有某种科学的选择、组织、建构、融化的工夫，这样才能将知识纳入你的智力结构，成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为你所自由驾驭，而不只是像机器那样被动地贮存，凭外在的指令输入输出而已。要善于主动地选择、建构、运用知识，使合规律性的知识趋向于、接近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创造。我们不是玩赏知识，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创造而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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