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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李泽厚逝世一周年：永远走自己的路，总是两面不讨好)

李泽厚,学术,思想家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李泽厚逝世一周年：永远走自己的路，总是两面不讨好)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第四，就社会作用或历史意义说，思想家与学问家也是大不一样的。设想一下现代中国如果没有鲁迅、胡适、陈独秀，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呢，情况又是怎样？今日看来，陈、胡算不上什么真正的“思想家”，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比王、陈、钱重要，尽管在学术史上也许相反。当然，如同学问家有大小一样，思想家也有大小之分，两者都有各种层次的差昇和等级。此外，还有两者不同程度和形态的混合或突显，如所谓刺猬与狐狸，等等。

马：中国现在是需要思想家还是学问家？

李：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互不可替代，不必一定要比个高低上下。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人，同一时代也需要不同的人，这样才有意义。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 （数量不必多）年轻人去勇敢地创造大小“思想”。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考据、微观、实证才是真功夫，“思想” 则既不能称为学问，对社会也并无用途；而且似乎谈思想、搞宏观是非常容易的事，不需要下扎实的功夫，却可以名利双收，因此颇为鄙薄，这都是不对的。但是，我更强调的是，中国需要有大批 （人数多多益善）从事各种专业研究的大小专家。我向来反对连基本的知识也没有，就去建构空中楼阁的思想体系和所谓的“思想家”。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专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这样，人文学科也是这样，各种各样专家的大量涌现，是时代的需要。

马：但专家也有不同层次之分。

李：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就是大专家。他们从事于某个具体领域，做极精深的研究，进而为其所在的领域树立规范，其中也有人触类旁通，突破原有领域，从而成为规范一代学术的大师。学术大师是从专家中产生的。如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钱穆等，就是典型的由专家而成为学术大师者，他们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制定了学术规范。成就学术大师，和每个人的素质、条件、机遇有关，和时代条件和学术积累也有很大关系，而路还是要从专家之路走起，但这并不是说要终守一艺、自设樊篱、自我限制。现今学术发展最为需要的正是大量从事微观研究的专家，学术大师也只能从他们中间成长起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也是我特别呼吁中国要抓紧培养自己的大量学术专家的一个原因。

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的

马：您管提出，哲学家不能去做什么“哲学王”，也不应追求成为“帝王师”。

李：政治与学术，政治家与学者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讨的重要课题。我有一个观点，过去也曾经说过：理论家与实践家，哲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政治家，不能混为一谈，应该作出明确分工，无需集于一身。理论可以不计当前厉害，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年辩，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政治则需要根据当下形势、利害，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需要的是意志集中、行动统一，政治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允许一种。

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若是同一批人，就会相互渗透和影响，就很可能使两个方面都发生误导。当然，理论家和政治家也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这里讲的是一种韦伯所谓的 “理想型”的划分。

马：但“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士”和“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所以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做“帝王师”。

李：其实在近现代做一个独立学人就非常好。“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龚自珍诗）。休谟靠版税，康德靠他艰辛的授课为生，他们在后世的“名位”已远远超过当年的公卿宰相了，何必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呢？“帝王，愿意采用你的理论学说固然好，不用也自有其价值。即使用了，也可以由别人去做。做学问与做官僚，需要不同的本领，这我在五十年代便想清楚了。当然有人很愿意也很能够 “双肩挑”，但却不必成为现代学人的榜样和方向。有人说过，西方有些哲学家也想做“帝王师”，柏拉图、黑格尔、海德格尔便如此，只有康德例外。还是多元选择，自己决断吧。

“六经注我”

马：与喜欢写提纲相联系，在治学方法上，您采用的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一种更高的学术境界吗？

李：它们都是规范化的学术研究方式，在治学层次上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这两种方法从古至今都有，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互相渗透。我一直认为“我注六经”是基础，但纯粹的“我注六经”是很难做到的，在根本上说“不可能有”，注者总有其“前见”在内。伽德默尔说过，人都有偏见，人都有成见在那里嘛。“我注六经”只能接近历史，永远有一定的限度。我所采用的“六经注我”，是用经典材料来支持我的思想观点，同样是一种严肃的研究方式，与学术规范化毫无冲突。

马：有人批评您的这种“六经注我”，导致了学术界、知识界的浮躁，您是不是有很大压力？

李：没有什么压力，我也不怕压力。第一，我相信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第二，我八十年代的书能在当代不断重版而且卖得不错，这颇令人欣慰。海外批评我的也大有人在，但从未听说我的文章“浮躁”或引起学术界的“浮躁”。第三，我并没觉得现在的学界比八十年代更严肃，更能坐得下来。人们批判八十年代浮躁，我看现在的学术界更浮躁。今天，学者、艺术家、作家们更加重视宣传、炒作、稿费、出场费了，八十年代为学术、为艺术献身的理想被嘲笑或唾弃。学术界还出现了不少专事“丛书”“大全”“学术经典”“学人文丛”工作的人。这可以理解，大家都为了物质的享受、生活的舒坦而奔波操劳，不少人（包括一些在八十年代胸怀理想的人）耐不住寂寞和清贫。这种由于生活刺激引发的“浮躁”恐怕更容易使思想和学术双双失落。其中一些人借各种商业炒作、商业包装不择手段地成“名”成“家”或显赫一时，使现在的文化学术界弥漫着某种极不健康的氛围。

马：您一直强调中国需要“语言的洗礼”。

李：对。我指的是分析哲学，主要指日常语言学派所强调的分析和澄清观念、概念的工作。我经常感到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极不清楚，极不准确，很多概念在使用中常常是多义而含混模糊，如讲到的“仁”，只有先给予澄清，才能更好地进行思维。这是很重要的，但我们许多学人根本不重视这一点，不注意概念、命题的精确性。因此我说中国还没有走进语言，还不能确切地、科学地使用语言，中国非常需要这种语言的洗礼。

1987年我写过一篇很短的小文《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就是讲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论证严密。我五十年代写的谭嗣同文章就搞得很细，分析了几层，当时还没分析得那么细的。我到现在都非常注意概念的清楚，我常常喜欢问你这个概念、这个词语到底什么意思，有些人就是答不上来。要发泄情绪的话，可以去写诗，写小说嘛，在文学艺术里你发泄什么样的情绪、情感都没关系，语言含混、模糊、多义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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