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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李泽厚逝世一周年：永远走自己的路，总是两面不讨好)
李泽厚,学术,思想家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是什么歌(李泽厚逝世一周年：永远走自己的路，总是两面不讨好)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李泽厚。
为什么李泽厚在晚年愿意把整理书稿、联系出版，乃至关乎人生总结的学术传记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马群林呢？有没有可能，他的学生、学术同行、资深编辑乃至家人是更合适的人选呢？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马群林。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说，这的确很有意思，很能体现李泽厚极具个性的性格与处事方式。
与文章中时常言辞犀利、语出惊人的形象不同，李泽厚在私底下平易近人，待人真诚，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看轻你，马群林评价道。李泽厚在本书序中称呼他为“马兄”，让马群林受宠若惊，急问：“我与你相差30岁，怎能称兄道弟”？李泽厚答，旧时候就是这样（称呼）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还有一次，马群林用“鲐背之年”形容九十岁之际的李泽厚，李泽厚就向他请教这个用词的出处，在得知这个说法源自《诗经》后坦诚地说道：“来源如此古雅，我真无知呀！”
马群林在后记中写道，他感觉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在孤独地思考和工作”。马群林曾在一年春节时心血来潮，发去一条问候微信，李泽厚很快回复：“谢谢！”但又说“这应是第一次吧？其实，如之前那样更好”。李泽厚给修订的书稿拍照，但他年纪大、眼有疾、手颤抖，拍的照片往往不清晰，增加了辨识的难度。马群林多次劝说李泽厚可以让家人代劳，他却坚持说“不行，还是我自己来吧”。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孤独背后，晚年的李泽厚也想坚持着一种不依赖他人的独立。可能这种做派也是在实践他为自己写下的格言：
“富贵非吾愿，声名不可期，只有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关键确乎在于‘沉默而顽强’：盖非‘沉默’无足以保身全生，非‘顽强’不可以韧性持久。是以黄卷青灯，敢辞辛苦？任人责骂，我自怡然。我继续走我自己的路。”
“2021年10月11日，李（泽厚）先生《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应该是先生最后的手迹。”（马群林语）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人生小纪》，其中展现李泽厚晚年的治学观点，以此作为纪念。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马群林（以下简称“马”）：九十年代，您提出的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曾引起不小的争议。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那是1993 年我给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三边互动”栏目写的三百字左右信中的一句话，不是什么正式文章，后来很多人引用，但并不知道是我提的。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找到源头，原来在我这里。
我提出这个看法本是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并没有作价值判断，也没有说是好是坏。当时的情况是，九十年代初，流行钻故纸堆，避开政治思想，风靡一时的是 “回到乾嘉” “乾嘉才是学问正统，学术就是考证，其他一律均狗屁”“只有学问家，没有什么思想家” 等等。同时，陈寅恪、王国维、钱锺书被抬得极高，对胡适、鲁迅、陈独秀这批人的研究也没多大兴趣了。对此，我是不大赞同的。当然，这种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现在好多人已经淡忘或不知道这些事了。
马：王元化先生对您这个说法很有意见。
李：哈哈，我的那说法被误读了，以为我反对搞学问。王元化先生当时正在创办 《学术集林》以刊，同时也出丛书，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史学术类集刊。他以为我是向他发难，于是在上海就提出 “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其实与他根本无关，当时我在美国，也不知道他在搞 《学术集林》之类。王元化的讲法，我觉得意义不大，有哪个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学问作根底，又有哪个真正的学问家没有一定的思想呢？难道陈寅格、王国维他们没有思想？难道鲁迅、胡适他们一点学问也没有？王元化的说法恰恰把当时那重要的现象给掩盖了。但王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定论，认为这才是全面的、公允的、正确的提法。
一位朋友说，实际上，王元化这句是“正确的废话”。（笑）正如以前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著名的学者如周策纵、傅伟勋，提出 “中西互为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也为体”等，来反对我的“西体中用”，看来很正确、公允、全面，其实没有意义，等于什么也没说。
即使抛开九十年代初的具体情况来一般说，王国维、陈寅格、钱锺书仍然很不同于胡适、鲁迅、陈独秀。尽管陈独秀的小学做得很好，胡适也搞过考证(但因此捧胡为国学大师，就非常好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证明他有学问，但他们毕竟不是以这些学问而是以他们思想的广泛和巨大影响而闻名的。现代中国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鲁迅，与如果没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相比，情况恐怕会大不一样吧？可见，这两批人之间有差别，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别，“思想”与“学问”也有显著的不同。但王元化 “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和有学问的思想家”的说法，一下就把这种差别、不同拉平了。这就没有意义了。
马：我读过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里面谈到过您。顺便问一下，有人说王元化先生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对此您怎么看？
李：有人特谈话录的一些内容发给我，因目力不行，匆匆过目。可惜提及我的有关事情，均离真实很远，包括他以前发表在《九十年代日记》中的数则，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记错。王的书我是看的，人是一个好人，对我也不错，我去上海也看过他，但他到底讲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反正著作都在，人们可去细读而作出判断。
“各有所长、各有其用”
李泽厚。
马：在您看来，“思想家”与“学问家” 到底有哪些不同？
李：简单讲四点。第一，学问家需要基础扎实、厚积薄发，在知识结构上，思想家也许不如学问家精专，但在广博上则常有过之。思想家必须具有广阔视野和强有力的综合把握能力，才能从大千世界中抓住某些关键或重点，提出问题，或尖锐或深刻，反射出时代心音，从而才能震撼人心而成为思想家。可见，要求于思想家的这种能力便是不可多得，而光有能力，没有足够的学识也还是不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宏观论著，那么多想当思想家的人中，却只有极少数论著和人物能成为真正的思想论著或思想家的原因。古往今来的学问家何止千数，而大思想家又有多少？即使 “小”却能真正长久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家恐怕也为数不多。
第二，思想家不仅需要广阔的智力资源，在情感、意志、品格方面也有更多要求。人格中对历史和现实的承担意识和悲悯情怀，便常常是创造性工作的原动力。学问家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电脑之类的机器所代替，思想家的工作则不可能。
第三，真正的大学问家又多少具备某些思想家的品格。他们的著作不仅有其专业领域内的价值，而且有时超出其专业，具有某种更广泛的“思想”意义。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所采取的近代方法与他对西方哲学的兴趣有关，并渗透了他对人生的思索，具有思想史的某种意义。陈寅恪之所以能 “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也在于他有充满时代特色的文化感受、思素和判断，陈著以“思想”（观点、方法）而非“材料”胜。但他们仍然是学问家而非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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