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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妇传(周钧韬：我与魏子云先生的学术论争)
金瓶梅,万历,中郎河间妇传(周钧韬：我与魏子云先生的学术论争)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一、小修去真州时，中郎已进京“入补官”，就选授顺天府教授去了。
二、中郎虽去北京，家眷却仍寄真州。
小修去真州照料中郎的眷属，这就是为什么中郎离开真州，小修却反去真州的原因。
同书同卷220条：“戊戌，中郎改官，入补顺天教官，时眷属寓真州，予送眷属入京，即入国学肄业。”这下可说是真相大白了。
联系以上引的213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中郎进京入补官，袁小修去真州照顾其眷属，七月始送中郎眷属进京。
在此期间，小修与中郎，南北长相望，可以说与“从中郎真州，得此书之半”之时之事，毫不相干。
因此，以上三段小修的日记，虽都讲到戊戌年居真州事，但都不能成为魏、雷先生的“袁小修得半部《金瓶梅》是万历二十六年”之说的佐证。
那么，我所提出的万历二十五年说的根据在那里?
请看《游居杮录》卷三207条：“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这是一个铁证。
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依中郎于真州”，与“从中郎真州”是一个意思。
中郎诗《喜小修至》也说得很具体：
中郎满腔热情地迎接小修来到真州，兴趣盎然地听小修谈论家乡之事，并赞扬小修“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
与小修所言：“丁酉，予又下第”相一致。“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又证明《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写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以后（长兄即袁宏道，丁酉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其时中郎确在真州。
上述考证已证明，袁小修“从中郎真州”必然在万历二十五年下半年。
这就是小修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梅瓶》的确切时间，也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我们所考知的，《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二个信息出现的确切时间。
拙文《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台湾）魏子云 著
三、关于否定鲁迅金瓶梅初刻本“万历庚戌说”的考证
我的第2篇论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5]，不是与魏先生论争，而是补他的考证的不足。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金瓶梅》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
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赞同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先生等大家。
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的依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
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
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
《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
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遭到了魏先生的强烈否定。
但是，魏先生的考证亦遭到了质疑。
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指出：
“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魏先生的证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还只是个孤证。
从1977年到1985年的八年间，魏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无法回答雷威尔的责问。
这就是说魏先生的考证功劳很大，但还无法彻底推倒鲁迅的权威论点。于是我下决心要将他的考证进行到底。
笔者终于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中找到了根据。
《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记载，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万历四十一年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
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我的考证使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也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
这才可以说，鲁迅的权威结论得以彻底推倒。拙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中，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浒墅关志》
四、关于金瓶梅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问题
我与魏先生最重要的一次论争，是关于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的问题，这几乎涉及到动摇“魏氏体系”这座大厦的根基。
那是我1989年发表的拙文《也谈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与魏子云先生商榷》[6]。
按照小说创作的惯例，《金瓶梅词话》开头，有一阕引词和一则入话故事，讲的是项羽刘邦的故事。
入话之后稍加转接，作者发了通议论，便进入了主体故事：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正是在引词入话和主体故事之间，魏先生发现了矛盾，便提出了大胆的推测。
魏先生在《〈词话本〉头上的王冠》[7]文中指出：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的故事。
后来迫于政治情势（神宗皇帝还在位），才有人将它改写成西门庆的故事。
这就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金瓶梅词话》。
既然《金瓶梅》写的是万历朝册立东宫事件，那么该书必然成书在万历朝或更后，必然以万历朝为其时代背景，该书作者亦必然是万历时人。
魏先生正是这样以此为基准，由此及彼，考出了《金瓶梅》考证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从而创建了《金瓶梅》研究体系中的独特的“魏氏体系”。
《金瓶梅词话》前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它确实无疑是存在的。
这部《金瓶梅》的目击者，在袁中郎时代不乏其人。请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袁小修在其著《游居杮录》卷三中指出：
“（《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 ‘金者’，即潘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
谢肇淅在《金瓶梅跋》中指出：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沈德符的《野获编》中录有袁中郎的言论。袁中郎指出，《玉娇李（丽）》是《金瓶梅》的续书。
前后两书各设报应因果。
在后书中武大转世为淫夫，潘金莲成了河间妇，西门庆成了一骏憨男子。
于此可见，袁中郎读到的前书《金瓶梅》中就有武大、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物。
以上袁小修、谢肇淅、袁中郎三人的话都证明，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写的就是西门庆的故事，而与魏先生推测的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
《野获编》书影 （明）沈德符
在魏先生看来，小说的入话讲的是帝王的故事，正文亦必然是写帝王的故事。
显然魏先生将入话与正文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得过于简单化、绝对化了。
长篇小说的入话、引首（或称楔子、引子），继承了话本入话的概括全篇大意，点明主题，引楔正话的功能并有所变化。
金圣叹在评述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楔子时指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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