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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记忆,格勒ca1855(斯蒂格勒与技术哲学的未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因此，斯蒂格勒认为，面对数字中断及其导致的技能与知识遭遇普遍性剥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时候引入相应的二次悬置折叠（中断重复）（epokhal redoubling）激活相应的技术变革了。他认为，固然数字中断造成了严重的失调，甚至每种新的数字或智能技术都会如同超级记忆药一样对人的认知与情感能力形成短路性破坏，但随着由数字中断所产生的技术震惊的震撼力愈益加大，必然会迫使人们通过二次悬置折叠（中断重复）寻求解毒与治疗之道:其一是哲学意义上的悬置折叠（中断重复），即在信仰和知识上与现有的数字技术与自动社会的知识断开，悬置其历史时代的文化行为程序;其二是新知识和新行为以及新的超个体化循环的重新构建，进而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社会体系。（[2]，pp.111-113）尽管批评者会指出这两个方面只是抽象的可行性方案，但斯蒂格勒却在实践中对此进行了尝试。一方面，他在他所主持的研究与创新研究所进行了数字化研究，这一研究并非对数字技术的简单的人文反思，而试图在一般器官学的架构下，构建一种类似于福柯的“新知识型”或巴什拉的“新认识论”的面向所有知识的新范式，通过范畴转移、认识论断裂等规划一个去自动化的自动社会。（[2]，p.110）另一方面，结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凸显能动性（agency）与获能（capacitation）的能力经济学理论以及他自己的力比多经济理论，提出了贡献式收入的概念，并应用于智能城市建设试验。（[1]，p.19;pp.180-181）

正是基于这些认知与实践，他试图通过一般器官学化解人类纪和自动化社会的看似不可逆的熵增，创构一种超越数字中断而使人免于精神与价值陨落的负熵的未来。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则不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战争”。[7]

【参考文献】

[1] 贝尔纳·斯蒂格勒 .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 [M]. 陆兴华、许煜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2016, 110.

[2] 贝尔纳·斯蒂格勒 .南京课程 : 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 [M]. 张福公译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9, 22.

[3]贝尔纳·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学思考: 与埃利·杜灵访谈 [M].许煜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8, 146- 148.

[4]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M]. 赵和平、 印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86.

[5] 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EB/ OL]. https://www.jstor.org/stable/778828.

[6]Rouvroy, A., Stiegler, B. 'The Digital Regime of Truth: From the 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to a New Rule of Law'[EB/OL]. http://www.ladeleuziana.org/wp-content/ uploads/2016/12/Rouvroy-Stiegler_eng.pdf.

[7]贝尔纳·斯蒂格勒.论符号的贫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耻辱[A], 王晓明、蔡翔: 热风学术, 第八辑, 许煜、 王舒柳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 https://www. caa-ins.org/archives/1855.

技术与时间中的记忆线

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

在斯蒂格勒关于技术的哲学考察中，记忆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在其思想体系中，记忆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意蕴之外，更是贯穿在技术与时间内在关联中的一条主线。在其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中，每卷都有关于记忆的研究，且表述多元。在第一卷《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有“裂变的记忆”“技术化就是丧失记忆”“内在环境就是社会化的记忆”等；在第二卷《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中，有“第三记忆”“记忆工业化”“公正的记忆”“作为记忆的技术”等；在第三卷《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中，“全球记忆术系统”“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记录技术”等。这些关于记忆的不同表达，一方面体现了斯蒂格勒在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胡塞尔、柏格森等关于记忆思想的反思中，将勒鲁瓦—古兰的人类学与电影、录音、数字等技术发展所进行的融合；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融合之间依然存在裂缝。事实上，“将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记忆的理解加以联系并非易事，但是也特别具有启发性。”[1]

一、技术：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

在斯蒂格勒这里，个体的发展以“遗传记忆；神经记忆（后生成性）；技术和语言的记忆（我们将技术和语言混合在‘外在化过程’之中）”[2]这三种记忆为基点。技术的出现是对爱比米修斯过失的一种应对，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后种系生成的记忆是技术”。[3]依据此逻辑，记忆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在技术体系中蕴含着一种天然的内在关联。即，记忆是对某种过失的一种补余。回顾柏拉图关于记忆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当欧几里得说出：“单凭记忆当然不行。不过我当时一回家就做了一些笔记，后来空闲时又作了一些补充”[4]时，记忆载体就已经出现，并用来辅助记忆。同样地，拼写文字、照相、唱片、互联网等技术都属于记忆载体。

在技术作为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的过程中，技术开启了记忆的外化之路，实现了对记忆的媒介化保存。这种保存方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出场，而且还指向了记忆自身的形成逻辑。如，人类事务、思想等在被技术处理形成记忆载体的过程中，一方面是技术化的记忆载体为上述内容的不断呈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是带来了记忆的裂变。易言之，在记忆被技术化的那一刻，“记忆在摆脱遗传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自己的解放进程，同时也留下了裂变的烙印，这些烙印留在石块、墙壁、书本、机器、玉石等一切形式的载体之上。”（[2]，p.200）

当斯蒂格勒完成了人类生物学意义上记忆的器具化或曰技术化考察时，记忆的丧失或中断开始出现，但记忆却又变成了界定人类的一个维度，“工具是一种真正的无生命而又生命化的记忆，它是定义人类有机体必不可少的有机化的无机物”，（[2]，p.208）且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中的遗忘问题紧密相关，因为当“将记载记忆作为存在的遗忘即是存在的命运。”（[2]，p.5）因此，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作为程序“外延”的记忆载体是一种暗含矛盾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一种过失，又是一种对过失的弥补。说其过失，是因为记忆本身就有遗忘的维度，技术化记忆不仅是记忆的外置，而且还是记忆的某种裂变；说其弥补，是因为记忆载体通过记录的方式使得遗忘在后续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减弱，并为记忆的重构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人类面对记忆载体所进行的记忆激活过程之中，记忆主体的界定、内容重构与真实性等问题出现在斯蒂格勒的研究之中。

二、记忆的工业化与“迷失”

保罗·利科认为记忆现象学“围绕两个问题构建起来：对什么（quio）的记忆？记忆是谁（qui）的？”[5]展开这两个问题在记忆工业化背景下更加凸显。如：当今的数字技术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捕捉、获取以及留存带来了代具形式的外部记忆，为记忆提供了新的场所。这种新的场所就是斯蒂格勒所言的一种迷失方向，即技术发展带来的背景解体。“对什么的记忆”因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日益渗透而将“什么”所包含的范围不断扩大；“记忆是谁的”在人与技术交互的过程中将记忆主体——“谁”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等之外，数据记忆作为一种媒介将“谁”对“什么”的记忆带入了一种新的场所，并带出了空间的迷失与时间的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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