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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刘永谋、段伟文、闫宏秀、杨庆峰

【论坛第5期话题】斯蒂格勒与技术哲学的未来

2020年8月6日，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去世，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悼念。在国内，传媒的纪念行动已经成为一场颇有影响的文化事件。斯蒂格勒之死，将人们目光吸引到技术哲学上来。技术哲学的未来何在？无论如何，斯蒂格勒紧追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精神，值得中国技术哲学界同仁认真学习：现时代是技术时代，哲学应当做出回应。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的技术发展世界前列，工程领域更是首屈一指，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可以利用国情优势，接续传统，推陈出新，在世界学术共同体中赢得应有的关注和地位。围绕上述问题，本论坛特别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段伟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永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教授和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以南北联袂、京沪对话的形式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这一问题。刘永谋教授的《技-艺反思的“法国潮”》鸟瞰了当代法国技术哲学的兴起与现状，提请国内学界关注技术哲学的法国思潮；段伟文研究员的《数字技术突变与一般器官学药方》阐述了斯蒂格勒对数字技术突变导致的新一轮无产阶级化和系统愚化的剖析与应对之策；闫宏秀教授的《技术与时间中的记忆线》借助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关于记忆的研究，探寻数字技术背景下的人类记忆、数据记忆与人类未来之路。杨庆峰教授的《斯蒂格勒、数字人文主义与人类增强》分析了斯蒂格勒对于当代人类增强技术研究的哲学启发。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4.1-2020.8.6

技-艺反思的“法国潮”

刘永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斯蒂格勒去世，媒体、艺术界和文艺研究界反响强烈，世界技术哲学界反应并不大。世人皆以斯蒂格勒为技术哲学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技术哲学家，甚至称自己“超哲学”[1]。可是，他却成功地帮助技术哲学尤其是法国技术哲学，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就提升技术哲学曝光度而言，斯蒂格勒与拉图尔贡献不相上下。然而，技术哲学界对两人的评价差别不小，他不被法国人认定为如拉图尔一般的顶级知识分子。总之，“斯蒂格勒之死”本身就是一桩意味深长的事件。

米切姆曾向美国技术哲学协会电子刊物Techne提议专刊纪念斯蒂格勒，但最后没有被接受。美国的技术哲学家乃至哲学家关注过斯蒂格勒的人很少。从全球范围来看，有影响的建制性技术哲学发展主要以美国、德国、荷兰和中国为代表，而法国是否有重要的技术哲学学术共同体，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存疑的。

实际上，法国学界对自己是否存在技术哲学传统，一直争议不断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技术与哲学学会成立，但迄今为止，技术哲学并没有在法国学术界确立为公认的哲学分支。该学会的共同发起人塞瑞祖里（Daniel Cerezuelle）2017年曾在人大科哲讲学，与同期来访的拉图尔交流，在演讲中就坦承学会在过去10多年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最近才开始复苏。当代法国科技哲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拉图尔一般被归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传统，他的教席也是设在社会学研究中心，称之为技术哲学家多少有点勉强。

然而，建制化推进的缓慢，并不代表技术问题在法国被关注得不够。法国的思想家并未忽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过很难说存在专门的技术哲学研究传统，而主要是在科学史和社会学两大强有力的传统中进行的。

自笛卡尔之后，经百科全书学派、圣西门、孔德、柏格森、巴什拉、科瓦雷、康吉兰，到福柯、德勒兹、利奥塔，法国科学史传统可以说占据法国思想的半壁江山。在法兰西学院，福柯担任的是思想史讲席。他认为，在当代法国哲学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兰为代表的“知识的、理性的、观念的哲学”形成了与“经验的、感觉的、主体的哲学”分庭抗礼的局面，后者的代表是萨特、梅洛－庞蒂。[2]

法国是社会学诞生的重要源头。圣西门和孔德对于社会学创建居功至伟，后者1838年首次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之后，迪尔凯姆、布尔迪厄和拉图尔的社会学均赫赫有名。圣西门对技术与工业的研究投入许多精力，其后科学、技术与知识一直是法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以拉图尔为代表的SSK“巴黎学派”崛起便是明证。

在上述两大传统中，技术被充分地反思。今天认定的法国技术哲学家比如埃吕尔、西蒙栋以及国内不熟悉的让尼古（Dominique Janicaud）、沙博诺（Bernard Charbonneau）、哥哈（Alain Gras）、布航（Jean Brun）等人，一般担任的都是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席。

法国人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往往与科学、知识混杂在一起进行的。在法国科技哲学传统中，自圣西门之后，“科学”与“技术”两个概念被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用，法国学者说“科学”时经常包括技术，福柯就是典型。在一定程度上，法国人对科学的推崇更多的是出于科学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不是把科学视为逻辑严密、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斯蒂格勒更是主张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观念，这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实际上，“技术化科学”的观念今天在法国和德国技术哲学家中很受欢迎。

实际上，斯蒂格勒在贡比涅大学担任的是法国最早一批以技术哲学为名的教席。但他认为，技术反思并非哲学反思，而是哲学的全部研究对象，因此研究技术就是研究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超哲学”的。显然，他把自己当作一般哲学家。也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而从技术切入的哲学（philosophy from technology），要经由对技术的反思而获至哲学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在法国科技哲学家中非常明显：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反思并不止于科学技术本身，尤其试图指向理解人的社会历史境遇——这一境遇在当代无疑以科学技术时代为最突出的特征——因此法国的技术哲学家以人与技术之关系为最核心的问题，因而对技术伦理、技术的社会冲击备加关注。

法国技术哲学与艺术关系非常密切，表现为哲学家们讨论很多艺术、美学和文论的问题，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斯蒂格勒等人都是如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与艺术在法国传统中长期被混同为“技艺”（technik），类似英语中technology的术语technique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才开始流行。同样，法国人讲艺术时不限于纯粹的审美艺术，而是包括有实际用途的工业设计、建筑艺术以及家居装潢、服装设计、园林和城市规划技艺等等。在斯蒂格勒这里，艺术被认定为最高的技术形式，是当代记忆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技艺同源的观念根源于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对人的基本理解，即人本质上是工具制造者（homo faber）——技术物、艺术物都是能制造工具的“灵巧者”即人的创造。这也为当代法国技术哲学所谓的“物的转向”（thing turn）——西蒙栋于1959年提出——开辟了道路。拉图尔和斯蒂格勒均给技术人工物以更高的位置，前者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要求对人与物以平等对待，而后者花大气力分析物尤其是记忆物如电影、照片、数码物等。当然，法国技术哲学转向物，亦受到其他国家同行的影响，如温纳对纽约长岛大桥的技术政治学研究，荷兰兴起的道德物化理论，以及美国兴起的工程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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