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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记忆,格勒ca1855(斯蒂格勒与技术哲学的未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所谓时间的悬置,就是指在记忆工业化的背景下,数字、信息、网络等记忆技术的可重复性、实时性、不在场性等技术特性带来了时间的迷失,以及记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界限模糊性。“一种新型的时间客体——也即可非线性的、可离散的客体,它是超视频链接科技的结果——的出现”,[6]这种超链接带出了记忆的真实性问题与记忆的政策问题等。其中,斯蒂格勒的“公正的记忆”指向关于记忆真实性的探讨,这种记忆是“包括立场的中正、对过去的公道、对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之事的记录的不偏不倚”,([3],p.23)并指出这种记忆只有在镜影中才是公正的,譬如照相中的反射。可以看出,这种真实性是在强调记忆技术的客观性。然而,当今技术除了对世间事务记录的客观性之外,还有创构性的意蕴,斯蒂格勒在不确凿性与确凿性关系讨论中所指出的方向调转就恰恰揭示出了记忆工业化中记忆真实性的复杂性。
在斯蒂格勒这里,记忆的工业化带来了空间的迷失、时间的迷失、记忆真实性迷失的同时,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球记忆术体系出现,数据库、互联网成为了两种记忆共同的场所之一。在该场所中,“‘谁’在其不确定性中编程自己”,([3],p.213)“谁”的问题就是记忆政策的问题;在该场所中,“谁”与“什么”的先后关系也是不确定的,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类似于人类自身所产生的数据与人之间互构关系的不确定性。因此,迷失成为了记忆工业化的一个产物。
三、第三记忆与未来
在斯蒂格勒的记忆研究,对胡塞尔关于记忆研究的反思是其一个重要的部分。斯蒂格勒的“第三记忆”就是来自于胡塞尔的图像意识,并与之相对应。“所有记录,无论其形式如何,都属于这一类型的记忆”,([6],p.20)即“第三记忆”,其与作为瞬间把握的第一记忆和作为回忆的第二记忆不同,是作为对记忆丧失的填补。简言之,在斯蒂格勒看来,一切记录技术形成的记忆就是第三记忆,但在这三种记忆中,滞留从未缺席,且滞留的有限性是对记忆考察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技术的发展为滞留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如:在约翰·洛克关于“保持”(retention,滞留)的解读中,将“遗忘和缓慢”视为是记忆的两个缺点”,[7]但在当今技术以保持为缺省值、以全面与实时为发展目标的过程中,遗忘和缓慢逐渐被技术消解,反倒是强调记忆需要遗忘,如:被遗忘权已经”的进入到了关于记忆的考察之中。
斯蒂格勒将“第三记忆”与第一记忆和第二记忆进行剥离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寻找三种记忆之间关联性的过程。如,在其关于电影的解析中,基于胡塞尔的再造的“自由”、再回忆中的前摄与双重意向性[8]等,描述了三种记忆之间的关联途径与融合方式。也就是说,在对胡塞尔记忆理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又对诸如电影这样的记忆技术进行了基于胡塞尔框架的解读,但不同的是,记忆技术在发生变化。那么,在对技术与时间的未来考察中,记忆之线的价值需要进一步的挖掘。
当今记录存档模式的“第三记忆”,不仅仅是人类留存与获取记忆的场所,也使得“记忆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3],p.146)变成了消费的对象与被消费的对象被聚合的界面,相应地,记忆的遴选准则和机制、记忆持留的时间与空间成为了资本、政治等角逐的领域,或许“在未来,对导向机制的掌控,将会是对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6],p.181)此时,对“第三记忆”的考察既是对技术进行哲学考察的一个生长点,也是构建人类未来的一个关键点。
因此,斯蒂格勒关于记忆技术的解析虽然并非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但却有其独到之处。这种研究从另一个视角呈现了技术的本质,更是带出了记忆在人类社会中重要性,特别是在智能革命的背景下,关于记忆、技术与人类的未来探讨将是一个值得细究的论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数据记忆的伦理问题及治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9ZX04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莫里斯·E.F.布洛克.吾思鱼所思:人类学理解认知、记忆和识读的方式[M].周雷译,上海:世纪集团,2013,92.
[2]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08-209.
[3]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M].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
[4]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52.
[5] 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M].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6]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3.
[7] 约翰·洛克.论人类的认识(上)[M].胡景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123
[8] 埃德蒙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0,96,97.
斯蒂格勒、数字人文主义与人类增强
杨庆峰(复旦大学)
从现象学角度对技术问题展开反思构成了人类哲学领域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可以例举出一个典型名单,从经典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到当前的德雷福斯、唐·伊德、斯蒂格勒、维贝克等人。这个名单背后还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利科对伊德本人影响巨大,成就了伊德但也影响了伊德。不仅如此,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利科也成为一个思想来源,但是称不上影响巨大。本文主要是对斯蒂格勒对于当代增强技术的讨论有着怎样的启发进行分析。
笔者通过两种数据检索方式搜索了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三卷本。(1)输入德里达(J.Derrida)、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M.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现象学家的名字分析斯蒂格勒更倚重哪一位现象学家?在三卷中,德里达共出现120次,胡塞尔共出现了529次,海德格尔出现了355次,利科出现了34次。(2)输入记忆(memory)、遗忘(forgetting)、过去(past)、技艺(technics)等关键词分析《技术与时间》的关键主题是什么?在三卷中,记忆出现了822次;遗忘出现了93次;过去出现了596次,而技术出现了668次。以这两组数据为依据,会推演出一些基本结论:从第一个检索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最为倚重胡塞尔,他在最大程度上把胡塞尔作为了思想来源或者批判对象;利科的影响最小,查阅斯蒂格勒的利科引用文献会发现他仅仅引用了利科的《时间与叙事》一本;从第二个检索中,可以看出,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记忆的地位很显然超过了技艺。这一点超出了一般人对这三卷本的认识,根据题目和论述章节,可以推演出斯蒂格勒赋予技术(技艺)以本体论的地位,而记忆无法显现出来。这本书至少题目以及目录却很少能够显示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第二个结论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新问题的产生:就记忆主题而言,为什么学理分析与数字分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学理分析与数字分析能够有效形成呼应,数据分析能够有效地支撑严谨的学理分析。所以这一悖论将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关系暴漏出来:需要警惕数据分析存在的先天缺陷:较少的数字未必意味着这一主题的缺失,可能是隐藏在文本深处的;而较多的数字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个主题的主导,尚需要学理分析的支撑,而学理分析的失察可以通过数字分析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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