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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记忆,格勒ca1855(斯蒂格勒与技术哲学的未来)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另一个与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之观念相关的法国技术哲学突出特点在于：与人类学研究关系密切，大量使用和借鉴人类学研究技术的思想和方法。这个特点在斯蒂格尔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受到法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古尔汉（AndréLeroi-Gourhan）影响巨大。从历史和人类学角度来考察技术都强调时间和起源的问题，因此科学史传统的巨大影响与法国技术哲学亲近人类学是一致的。通过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法国技术哲学得出技术与人协同进化的基本观念，也为强调技术的历史性、偶然性、断裂性和差异性开辟道路。古尔汉让法国学者相信，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受他影响的技术哲学家除了斯蒂格勒，还包括西蒙栋、德勒兹和拉图尔，拉图尔甚至提出“人类学转向”的说法。但是，正如塞瑞祖里强调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法国技术哲学对人性或人的本质主义方法的回归，而是强调技术的“人类学构成”，反对技术中立的工具主义观点。

反对技术中立的观点，同样是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受到圣西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运动重大影响的结果，这在斯蒂格勒思想中体现得很明显。圣西门将科技与工业视为紧密联系的现代社会两大支柱，强调赋予科技专家和工业家统治国家的权力，因而被称之为技治主义的“鼻祖”。显然，圣西门将技术问题引向政治批判，而很多人将斯蒂格勒视为政治哲学家或技术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学者一直影响很大，阿尔都塞提出过“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福柯、斯蒂格勒等人都短暂加入过法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一样，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技术问题非常感兴趣，继承马克思关于机器与工人、技术的社会存在等方面的问题或观点。现象学对法国技术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海德格尔思想为枢纽，海德格尔后期哲学关注的焦点是技术，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对德里达、利奥塔和斯蒂格勒的相关思想影响很大。

总的来说，国内对法国科技哲学研究还比较生疏，有很大提升空间，技术哲学领域尤为明显，拉图尔和斯蒂格勒也是在过去几年才被中国学者关注。与美国、荷兰和德国的技术哲学相比，法国技术哲学特色鲜明，有很多值得中国技术哲学发展借鉴的东西。

首先，关心人在技术时代的命运。高新技术重要特点是深入每个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当中，未来技术哲学的发展必须要从存在论的高度来回应人与技术在技术时代的新关系。

其次，融合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不同视角。法国的技术哲学表现为明显的问题学，辐辏于某一技术问题进行跨学科探讨。国内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史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比较隔膜，学科意识过强，这对于智能革命时代的技术哲学发展不利。

再次，聚焦于技术的伦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应该说，这属于整个科技哲学未来发展的热点。国内对此已有认识，但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没有发挥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和总体性的优势。

第四，重视研究技术与艺术的关系或技艺哲学。实际上，国内的艺术家和艺术学研究者对于高新技术尤其数码技术非常关注，近年来举办很多技术与艺术对话的展览、研讨和会议。相比之下，技术哲学家与艺术圈、电子工程师、媒体工作者的联系还很不够。

最后，加强技术哲学的经验研究。法国技术哲学的“物的转向”，与技术哲学荷兰学派提倡的“经验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要求技术哲学研究者俯下身子，把目光紧盯各种各样的人工技术物，挖掘具体物件中的灵韵或伦理、政治意涵。

总之，中国的技术哲学应该在继承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包括法国技术哲学在内的各种思想资源，面对当代中国特殊的技术问题，交融创新，自成一派。当今是哲学的“小时代”，世界范围内哲学遇冷，大哲学家举世罕有。中国的技术哲学家们应该感谢斯蒂格勒，因为他的死让技术哲学又“火”一把。面对不确定的技术世界，哲学可以有所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法）斯蒂格勒：意外地哲学思考：与埃利.杜灵访谈[M]，许煜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47

[2]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M]，2003.149

数字技术突变与一般器官学药方

段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家总想努力对他所处的时代说些什么，斯蒂格勒亦然。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所带来的框定与加速现象成为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时代规定性。在斯蒂格勒看来，数字技术所推动的超级工业社会或自动化社会开启了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正在使人类社会走向邪恶化和下流化，甚至沿着向下的“恶的螺旋”滑向系统性愚昧的时代。[1]

为了回应人类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推动下的这一“技术突变”（technological mutation），在讲授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他特别建议听众展开跨学科工作（transdisciplinary work）。[2]而这与他将哲学问题等同于技术问题的主张是一致的:以技术为关键线索追问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演进，聚焦在此进程中所发生的认识论断裂与实践中断，探讨由此导致的人类的危机与出路。换言之，斯蒂格勒以技术为核心的思考所聚焦是历史境遇中的技术形态与人类命运。而当下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纪状况下，科学因工业之需而与技术相连接，技术遂成为异质性实践与复合性知识型:科学与技术拼接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技术科学、技性科学）,进而发展出“技术-工业”、“技术-社会”乃至“技术化生命”。[3]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技术化科学”的确切所指，就是科学、技术在实践层面趋于一体化意义上的“科技”，而“科技”一词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科技产业化快车道后的流行便是现实的明证，当然这也表明了中国思维与文化中对待科技的实践性与实用化取向。

在斯蒂格勒看来，科技这种新的知识型彻底改变了科学的目的，使科学的使命由探讨事物的“存在”与“同一性”转轨至根据工业的需要开发事物的“生成”与“可能性”倘若我们能深入辨析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和诺德曼（Alfred Nordmann）的“本体技术”（noumenal technology）等对技术化科学/科技的解读及其张力，或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斯蒂格勒对工业和资本主导的科技的形而上学疑惑:不能忽视由技术-工业单边决定技术化生命的所有可能性的选择，因为这种以利润快速获取为准则的选择根本就是不科学的。（[3]，p.148）在康德对理性与知性的区分的基础上，他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靠的技术化的知性对科学与理性的僭越。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哲学对他而言意味着以理性回归为目标的哲学化的技术工作或技术学/科技学:聚焦技术/科技时代人类的状态，在进行技术/科技/工业研究的同时，致力于对技术/科技/工业的批判与重新引领。而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批判与引领，无疑出于对科技时代人的关怀，旨在审视和改善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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