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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张鸡黍(“范张鸡黍”与“鸡黍文化”)

汝南,文化,范式范张鸡黍(“范张鸡黍”与“鸡黍文化”)

发布时间：2016-1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这个故事体现的生死友谊、一诺千金的精神，成了千古绝唱，流传极广，也成为后世进行文学再创作的源泉。“鸡黍”一词也成了热情待客、诚实守信的代名词。“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这里作者显然赋予了“鸡黍”以特别的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版本学专家倪其心，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诗词欣赏经验，根据律诗规则和前人注释，指出诗中第一句“鸡黍”系化用《论语•微子》荷蓧丈人典和和东汉范式、张元伯千里期信典 。

元杂剧作家宫天挺，依据《后汉书》、《搜神记》创作的《死生交范张鸡黍》，将范张故事渲染得更加动人。作者在歌颂朋友间生死不渝友谊的同时，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强化了作品的政治批判力量，为“鸡黍故事”注入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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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洪楩编著的《清平山堂话本》和冯梦龙所著的“三言”（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均收录了“范张鸡黍”故事。由此可见，在宋元时期，“范张鸡黍”已作为“说话”的题材在民间艺人间广为流传，对世人、世情起着“经人伦，成教化，敦风俗”的道德教化作用。而尤以冯梦龙“三言”影响最为深远。在《喻世明言》（又名《古今小说》）第十六卷《范巨卿死生鸡黍交》，作者颂扬了范、张一诺千金、肝胆相照的精神，把“信”和“士为知己者死”作为朋友间相处的最高准则，为当时金钱至上、背信弃义甚嚣尘上的恶劣社会风气树立了新的标杆。同时代萧良有编撰的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初名《蒙养故事》），也以“鸡黍张范，胶漆陈雷”故事教育儿童要讲究诚信，志同道合。该书成为清代中晚期民间流传最广并深受蒙学师生欢迎的启蒙教材，对蒙养教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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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鸡黍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文中，文人借“鸡黍”传“情”的故事，不胜枚举。兹采撷如下：

南朝•范云《赠张徐州谡》：恨不具鸡黍，得与故人挥。

高适《赠别王七十管记》：“款曲鸡黍期，酸辛别离袂。”

李白的《送戴十五归衡岳序》说"鸡黍之期,当速赴也"

柳宗元《田家三首》(二) ：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

白居易《答尉迟少监水阁重宴》：鸡黍重回千里驾,林园暗换四年春。

白居易《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吟成篇兼戏呈梦得》：明日贫翁具鸡黍，应须酬赛引雏诗。

白居易《题崔少尹上林坊新居》：若能为客烹鸡黍，愿伴田苏日日游。

杜牧《村行》：半湿解征衫，主人馈鸡黍。

李商隐《所居》言"鸡黍随人设,蒲鱼得地生"

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五)：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苏轼《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儿童喜我至，典衣具鸡黍。

苏轼《次韵蒋颖叔》：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

苏轼《送沈逵赴广南》：君归赴我鸡黍约，买田筑室从今始。

苏轼《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一）：君来辄馆我，未觉鸡黍窄。

在这些诗文中，“鸡黍”二字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饮食意义，升华为一种蕴含“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唐•王维《少年行》）的人际交往之间尊重人格、诚实守信等丰富内涵的文化，植根于国民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

诚信，一直是中国古代正人士子的精神道德追求。诚，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孔子时期，“诚”尚未形成为理论概念。孟子时“诚”开始成为理论概念，他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里，诚不但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也是做人的规律和诀窍。荀子发挥了“诚”的思想，指出诚为“政事之本”。他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在《礼记•中庸》里，“诚”成为礼的核心范畴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如神，有了诚笃的品德和态度，就可以贯通多种仁义道德，成己成人，甚至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学》把“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成为圣贤体察天意，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宋代周敦颐进一步认为“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把包括诚实在内的“诚”看作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基础和各种善行的开端。程颐更直截了当地说：“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也。”其见解入木三分。

　　信，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范畴。“信”的含义与“诚”相近。从字形上分析，信字从人从言，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无欺之语。隋国大夫季梁说：“忠于民而信于神”，“祝史正辞，信也。”后来，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原有的纯朴的社会被逐渐破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得不订立誓约。但誓约和诺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慑力量维持。春秋时期，经儒家的提倡，“信”始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他要求人们“敬事而信”。他说：“信则人任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和孟子都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强调“朋友信之”，“朋友有信”。而历代当权者大都将“信”作为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左传•文公四年》中说：“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吕氏春秋•贵信》对社会生活中信与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并对“信”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竭遇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他认为“信”要求诚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看作是“仁”的作用和表现，主要是交友之道。他说：“以实之谓信”，其说与孔子、孟子基本相同。在儒家那里，诚与信往往是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的。“信，诚也”，“诚”与“信”的意思十分接近。

　　由此看来，传统伦理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认为诚实是取信于人的良策，是处己立身、成就事业的基石。是个人生活的准则。

“鸡黍文化”的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于宫天挺的杂剧《死生交范张鸡黍》》和冯梦龙的拟话本小说《范巨卿死生鸡黍交》两部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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