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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诞辰（爱因斯坦诞辰）
爱因斯坦,日本,他的爱因斯坦诞辰（爱因斯坦诞辰）
发布时间：2020-12-06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爱因斯坦回复说，自己之前不能接受北京大学起初提出的财务条款与过长的停留时间。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方提出的讲学报酬让他觉得可以接受之前中国提出的访问邀请，因此他同意为期两周的对华访问。
1922年4月初，中国驻德国公使魏宸组向爱因斯坦转达了蔡元培提出的举行系列讲座并每月支付1000华币（约合120英镑）酬金的建议。爱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讲学，但是要求大幅提高酬金。同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
在爱因斯坦从欧洲启程之前，中国的政治动荡可能就影响了爱因斯坦访华的决心。不过，他仍然希望能在中国呆上两三周，在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讲。然而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计划的中国讲学之旅因严重的沟通问题而搁浅了。
1922年12月初，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过半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才致信爱因斯坦，询问后者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热情地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两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声称自己等了五个星期，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约了。爱因斯坦希望这一“令人遗憾的误解”能在未来得到补偿。
现在回过头来看，除了当时国力太弱等因素外，国人当时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反思。日本人最初也是多头并进，不同的人向爱因斯坦提出不同的要求，让爱因斯坦一度想取消日本之行。日本人很快认识了问题所在，与爱因斯坦签订了专门的合同，预付了押金，降低了向爱因斯坦索要文章的数量和要求，并派专人到欧洲负责爱因斯坦访日事宜。爱因斯坦到上海后，日本方面派专人接待他，给爱因斯坦安排满满的行程，并全程陪同，这让中国机构甚至是德国领事馆都无法插手，更甭提增加或改变行程了。
反观我们与爱因斯坦打交道的方式，还是采取古老的方式，以为只要口头承诺了，就万事大吉。涉及到具体事务，都没有落实或跟进。所以爱因斯坦到上海后，居然没有一家中国学术机构与之联系，也就不觉奇怪了。爱因斯坦与蔡元培、朱家骅、魏宸组的信件往来都收在本卷中，细心的读者可以将同时期日本学者和商人，如石原纯、长冈半太郎、山本实彦和室伏高信等人与爱因斯坦的信件往来进行比较，一探个中原由。
爱因斯坦夫妇在日本友人陪同下与日本艺妓一起参加清酒会，1922年12月，东京
对于是先访问中国，还是日本，在爱因斯坦看来，都不是问题。尽管爱因斯坦是先答应了中国人的请求，后来才让日本人捷足先登，但一旦定下来在访问日本时顺访中国两周，朱家骅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在他看来，即便不考虑先来后到的规矩，任何人要访问东亚，肯定应该先访问中国，因为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但西方人当时早已不这样认为了。像朱家骅这样见过世面的人都坚还持这种看法，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可以想象，朱家骅的要求被爱因斯坦直接拒绝了。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跟日本比，当时中国知识界能理解相对论的学者太少，像石原纯这样本身从事相对论研究，能全程充当翻译，与爱因斯坦无障碍交流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难怪爱因斯坦说石原是“为数不多的那些我非常想要与之一起思考和工作的人之一”，“虽然出身和传统完全不同，但在我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文件405，564页）
另外，由于中间人的误会，使得爱因斯坦担心在中国要用英文发表演讲，而他对用英文发表演讲非常不自信，这也有可能是造成他畏惧来华访问的原因之一。总之，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太多了。
05 爱因斯坦不是种族主义者
由于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有不少对不同民族成员的成见，尤其是涉及到中国人的部分，在旅行日记英文版2018年单独面世后，更是引起了部分国人的愤慨。爱因斯坦被扣上了种族主义的帽子。
我们按时间顺序，看看爱因斯坦究竟是如何谈论中国人的。
先看他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来排挤其他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应该说，这些议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到香港后，日记里引述了他遇到的葡萄牙教师所说的话：他们“坚称中国人无法接受合乎逻辑思维的训练，他们尤其缺乏数学天分”。他还写道：“我注意到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很小；我不明白，中国女人究竟有什么样的致命魅力，能迷住她们的男人，一个劲儿地生育后代拖累自己”。
他对中国人的困苦充满同情：“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不过，他马上提到了不久前为增加薪资在香港成功组织的一场罢工。
在参观九龙岛上的中国人居住区后，他写道：“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饭庄。在饭庄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就像欧洲人在绿林中大小便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安静而一本正经地进行着。甚至小孩看上去也无精打采，麻木迟钝”。
数天后爱因斯坦抵达上海，再次接触当地居民。在看到一场中式葬礼后，他认为这种葬礼“对我们来说是未开化的”，“街道狭窄”的中国人居住区“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各样的臭味”。“即便是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也没有给人留下痛苦的印象。一群没有主见的奇特民众（……）很多时候，与其说像人不如说更像机器人”。“我们仔细参观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
这些描述，听起来确实不舒服。不能说爱因斯坦没带偏见，他的一些话确实不中听，但由此认定他是种族主义者，却有点上纲上线。他的天性中有诙谐的一面，说话尖刻，充满了嘲讽，在日记中几乎嘲笑过他所有接触到的人，包括他的犹太同胞在内，说他们是“只有过去，却没有现在的人”。即使这样，犹太人也没有把他看成是种族主义者。
爱因斯坦肯定不是种族主义者。像任何人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这些偏见的形成有历史的成因，跟个人经历也有很大关系。爱因斯坦在上海前后只呆了四天，而在日本呆了六周，对两国文化的了解肯定有深浅之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爱因斯坦现在来中国访问，肯定会给出不同的评价。
06 心中不愿被触及的一角
再伟大的人都是不想为人知晓的一面，爱因斯坦也不例外。由于父母离婚，爱因斯坦长子汉斯·阿尔伯特从心理上更偏向自己的母亲，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关系有点僵硬，但爱因斯坦没有察觉到这一点。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对称的画面。一方面是向孩子掏心掏肺的父亲；另一方面是“有商人气质”的孩子。也许是对于未来缺乏保障，汉斯要求爱因斯坦的比较多。我们从这段时间他与前妻和孩子的通信中看到许多涉及到金钱上的考虑，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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