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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润的意思(朗润的意思是什么)

乾隆,印章,他的朗润的意思(朗润的意思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9-02-08加入收藏来源：互联网点击：

几暇怡情：几暇是万机之暇的简称，几暇怡情是指乾隆在日常处理纷繁政务的闲暇之余，通过鉴赏书画来陶冶情操，提高个人素养。类似的印章还有几暇鉴赏之玺、几暇临池等。

含辉：是光辉闪耀的意思。出自谢灵运《归途赋并序》：“林承风而飘落，水鉴月而含辉。”骆宾王《咏雪》诗也写道：“含辉明素篆，隐迹表祥轮。”

泼墨：是中国画的一种画法，用笔蘸墨汁大片地洒在纸上或绢上，画出物体形象。

宜子孙：就是说盖这个印章的书画作品很好，收藏这些东西多对子孙后代有好处，也是告诫子孙要把这些东西保护好，让它流传给后世。

德充符：庄子写有一篇文章《庄子·内篇·德充符》，在这篇文章里的“德”，并非通常理解的道德或者德行，而是指一种心态。庄子认为宇宙万物均源于“道”，而万事万物尽管千差万别，归根到底又都浑然为一，从这两点出发，体现在人的观念形态上便应是“忘形”与“忘情”。所谓“忘形”就是物我俱化，生同一；所谓“忘情”就是不存在宠辱、贵贱、好恶、是非。这种“忘形”与“忘情”的精神状态就是庄子笔下的“德”。“充”指充实，“符”则是证验的意思。为了说明“德”的充实与证验，文章想象出一系列外貌奇丑或形体残缺不全的人，但是他们的“德”又极为充实，这样就组成了自成部分的五个小故事：孔子为王骀所折服，申徒嘉使子产感到羞愧，孔子的内心比叔山无趾更为丑陋，孔子向鲁哀公称颂哀骀它，闉跂支离无脣和甕盎大瘿为国君所喜爱。五个小故事之后又用庄子和惠子的对话作为结尾，即第六部分，在庄子的眼里惠子恰是“德”充符的反证，还赶不上那些貌丑形残的人。

德日新：出自《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意思是说：一个人德行日日增长，日日可以革新，所以天下万国都会感怀来归顺。自己的心志非常自大自满，最亲近的亲戚、九族也会离开我们，也会离散。

附：

乾隆宫廷印章述略

郭福祥

自明代以后，历朝帝王或附庸风雅，或出于嗜好，似乎都对印章很感兴趣。处理政事之余，把玩品味，不失为一种高雅的享受。故宫博物院也因此遗存了大量的明清宫廷印章。

清朝入主中原后，各代皇帝虽屡有谕旨，极力维护其皇权的民族特点，要求皇子们遵循祖制，习国语、重骑射，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关措施，但这些却难于抵御汉文化强大的同化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皇帝本身的汉化程度也逐步加深。乾隆帝对汉文化的兴趣尤为浓厚，他自幼博览群书，即位以后虽政事日繁，仍不忘读书吟咏，其文化素养之高，在包括汉族皇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乾隆盛世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在宫廷印章中亦有所反映。

据《宝数》所载：乾隆时期的印章共1000多方，几乎相当于康熙、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总和。从现存的印章实物看，乾隆朝印章不仅所占比重最大，而且种类繁多。如宝、玺及各种闲章等。印章内容亦非常广泛，从经世治国到个人情嗜好无所不含，很多印章直到嘉庆、道光时还在沿用。乾隆帝对印章有其自己的看法，他曾明确表示：“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要求印章充分体现自己的情和意志，要有感而发，有针对地刻制。因此，这些印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乾隆时期的社会状况，是研究乾隆朝文化生活及乾隆帝本人思想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有典有则”、“考古正业”与理智化统治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人们对权力极为尊岁崇，下层人民往往把希望寄托于“清官”的降临，而官僚集团的作用则依赖于帝王的旨意。可以说，帝王是社会机制运行的轴心。帝王的思想、治世方式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各种价值的取向，乾隆时期的社会状况亦不例外，我们不妨从印章入手，分析一下乾隆的为政情况，看看他是怎样以自己的思想准则推动官僚机构的运行的。

反映这一方面的印章很多，如：“典学勤政”、“敬天明理”、“致中含和”、“有典有则”、“考古正业之宝”等。从表面上看，这些印章无非是统治者的官面文章，历代皇帝莫不如此。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印章所反映的思想是与乾隆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乾隆为政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手段。从中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乾隆的统治时时处处显现出明确的功利，具有浓厚的理智色彩。

作为一代杰出的封建帝王，乾隆深知要想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推行自己的政策，必须善于运用理论工具进行思想统治，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必要，“有典有则”、“考古正业之宝”等印章正是这种理论阐述的痕迹。

清朝帝王十分重视祖制，标榜“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祖宗所立之制度是万万动不得的。乾隆即位伊始便先声夺人，称“朕幼诵简编，必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再三强调自己秉承父业，一切均按雍正的政策办理，即使稍有宽大，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当有人攻击他违反祖制时，他便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画并以“佥邪小入”、“巧诈之习，牢不可破。外饰领（耿）直，以便己私，敢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之罪，对攻击者予以重罚。以后，乾隆也一直以“敬天法祖”作为自己政策的旗号。“学镜千古”、“敬天明理”、“敬天法祖之宝”等印章便是运用这一思想处理问题的直接反映。“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画以此堵住了反对势力的口舌。

在许多具体政策的执行中，乾隆也从不忽略舆论先行。在他即位之初，针对雍正后期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不断激化的各种矛盾，宣称：“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尤为阊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对当时比较严苛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他首先转变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执行新的政策制造舆论根据。他以偶家传统的中庸学说为依据，提出“治天下之道，贵乎得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由此推及到为政方面，则“一张一弛文武道，吾亦因之得政要。”正是由于这种不断的理论宣传，才使乾隆即位以后在治国政策上的转变顺理成章，没有引起大的波澜。有关这种中庸学说的印章有：“和顺积中”、“执用两中”、“称物平施”、“中得天地心”、“所乐在人和”、“用厥中”、“致中含和”、“中和”、“含和”等。这类印章之所以很多，与乾隆本人对“中道政治”思想的重视并极力推崇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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